第6章 四娘母守岁 工作队进村 (第2/2页)

桂花脚跨过门坎，就转身关上了门。翼坤正要抬凳招呼她坐下，桂花儿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廖么娘，求你了。”翼坤吃了一惊，赶忙扶起来，问：“什么事？我能帮忙吗？”桂花儿泪流满面地说：“农协会要我们家交8千斤谷子，不交够邱雪桥就没命了，我家里翻仓倒柜也只有5千斤。我只有挨家挨户来求你们卖，越多越好。”翼坤说：“我家里现在只有四箩谷子，都给你吧。我二场上街去买回来就是。”桂花儿付给了两个银元，把头探出后门，向竹林轻轻喊：“快过来！”立即有四个男的奔过来，进屋把谷子装进口袋扛在肩上，飞快地出了后门，桂花儿千恩万谢地走了，白翼坤走出后门一看，天上有淡淡的星光，几个人已经上了大路。

第二天，翼坤上街买米，米市上一袋米、一箩谷子也没有，都是拿起口袋买米买谷的，一打听，家里的米都被地主们高价买去交了公粮。翼坤这才暗暗叫苦。他知道，舂好的米，还能吃五天。红苕能吃两个月。

接着开了几个诉苦大会，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才有三个农民上台去控诉。会场上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阶级”、“天下穷人是一家”以及“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跟着毛主席，建设新国家”、“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长”的口号，而且此起彼伏。领着喊口号的是工作队里穿中山服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孙荣德，大家都叫他孙同志，中等个儿，娃娃脸，眉清目秀，像个书生。他领着喊口号的时候，将右手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然后向左前方狠狠砸出去，随之一串清脆的新鲜字句便响彻云霄。

那个兵实际是官，连长，姓马，右手负了伤，长得粗壮，但样子却笑眯眯的，活像个弥勒佛，虽然腰别盒子枪，但并不使人望而生畏。他还有一个优点，会唱歌，开会之前就教大家唱“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那歌声在断桥人的耳朵里听来，却有“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五脏六腑都熨贴”的感觉。不过农民没有文化，呼的什么口号，唱的是什么歌词，并没有弄明白。“建设新国家”他们不少人呼成了“捡的新国家”，“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不少人唱成了“水呀和水呀，打家来一瓶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了以后，“共匪”的概念几天便化为乌有。这样有学问、这样可爱的人是匪？

那些口号使白翼坤异常兴奋，她发觉这两个年轻人的背后，有一批管仲、张良、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式的人物。三十九年来，她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想过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没有想过这个社会这样运行合不合理，几天来的大会小会使她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选为本村的妇女主任，也弄不清这个名称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般配。中伟和文刚也觉得新鲜得很，每次开会是必到的，有时妈妈牵着去，有时自己走着去，有时妈妈抱着、背着去，有时别的姐姐、大嫂、大娘牵着、背着去。他们最喜欢的是唱歌，其次是在会场里和别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大呼小叫。

一个上午，干部会在村办公室进行。研究划分阶级成分，斗争地主。村办公室是一个小财主的堂屋。这座房子不是四合院，正房和两边的厢房都很长，中间的坝子很宽大。和正房子相对的不是房子而是逐渐向下低落的梯土和梯田，因此，坝子略有些向外倾斜。这房子后来有两年成了断桥小学的学堂。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放着两条长凳子。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靠墙面门坐着工作队的孙同志和马连长，孙荣德穿的是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马连长穿的是半新的军装，此外就只有白翼坤穿的勉强算是衣服＿＿英丹布的上衣，袖肘上已补了两个巴；黑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毛了；布鞋，已经被磨得变了形。

其他的干部，都头戴破帽子，脚穿水巴笼草鞋；这种鞋，是用谷草编的，形状和布鞋一样，只是更加庞大臃肿。男的女的都是毛蓝布衣裳，女的是右边参差的小布纽扣，都是自己挽的。这些干部，大都屁股上还吊着一个金黄的草墩子，圆圆的，像一面小鼓，是用稻草编成的，有将近一尺高：这是干部和村民开会时必备的坐具。当地人称之为“草巴儿”。当时普遍使用这种坐具，不仅因为这时的农民大多没有便于携带的小凳子，而且这种草墩冬天坐着不冷，并且高矮差不多，占地又不宽，容易使队伍坐得整齐密实。

开会之前，男人照例是抽叶子烟，一个个都叭嗒叭嗒，吞云吐雾。女人大都是纳鞋底，飞针走线，针闪着寒光，线拉得嘎嘎直响。大家都说着趣话，拉着家常。白翼坤问道：“马连长，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马连长笑道：“这是我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定稿的，还是我们团长给我总结的呢，‘马’，是马克思的‘马’；‘瘸’，是英勇杀敌，被敌人的子弹打瘸了腿的‘瘸’，‘狗’，是中国人决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的‘狗’”。马连长还没有介绍完，全场已经笑声轰然。马连长说：“我们团长还有下文哩：‘为什么名字取得这么怪？这么丑？那是封建地主的迫害，封建迷信的毒害，说我命贱长不大，名字越丑越好带。我这不是现在还活着？枪都打不死。”孙荣德等大家笑完之后说：“马排长的这个名字，说明了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穷人不仅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剥削阶级还笼断文化，在精神上压迫我们。我们要打倒吃人的旧社会！现在，我们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划分阶级。”

孙荣德于是给大家原原本本地读了上级关于划分阶级的有关政策，并详详细细地逐条作了解释，大家还是弄不明白。读来读去，讲来讲去，大家都拿不准。邱正益说：“就根据昨天丈量的各家各户的田土面积请孙同志、马连长，一家一家的定吧。”这当然是最省事不过的办法，大家都无异议。于是，便由邱正益主持，由孙荣德念户名田土亩数，由白翼坤作记录——整个会场上除了工作队的两个同志外就只有白翼坤可以认字写字。全村96户人家，很容易的就划出了三户地主：邱雪桥、陈有奎、曾双星。还有两户富农、八户中农，一户小土地出租。剩下的82户都是贫下中农。

马连长扳起手指算了算账说：“根据上级指示，你们村还得划出一户地主才够数。”邱正益抠抠脑袋说：“那就只有把李哲庚由富农升为地主。”孙荣德说：“李哲庚就是剥削量不够，上不了地主。”马连长皱起了眉头。

白翼坤的成分，在会上就出现了争论。邱正益说：“廖紫云家应该划成破产地主。我们了解了，以前好宽的土地啊，还开得有油坊榨油卖，请了长工十多人。”马连长说：“共产党有政策，过了三年以上贫困生活，自食其力的都得按现在的田地数量划。六个人，五挑谷子，两亩多地，只能划贫农。”

马连长说：“我们政委说过‘时间就是政策’，白翼坤破产了近十年，经济上已经降落到贫农的队伍中来了。”既然工作队的同志表了态，大家也就不再说话了。邱正益看见太阳已经晒上阶沿了，就给马连长耳朵边说了两句。马连长顿了顿然后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下午接着开。邱主席，就亲自到李哲庚家去实地考察，看他还有哪些剥削行为漏报了。”

下午，会议接着开。邱正益兴高采烈地说：“李哲庚的地主没有问题了，我到他家去一看，有牛有犁没有耙。”白翼坤诧异地问：“那又怎么了？”邱正益说：“我就问他，‘你每年那么多田，不耙田呀？’李哲庚回答说‘要。’，‘那你的耙呢？’李哲庚说‘都是给王二爷家借的。’‘给钱不？’‘乡里乡亲的，都没有说钱。’”邱正益见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就干咳了两声说：“你们想一想，用一天就算一万元钱（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钱），用十天呢？用十年呢？”李哲庚的剥削量就够了！”

“能，能这样算吗？”白翼坤觉得可笑。马连长说：“这当然也要算李哲庚对贫农王二爷家的剥削。算剥削账，就要这样算。他李哲庚没有钱买一张耙吗？他就不买，存心长期霸占贫农的财产。”白翼坤说：“邻里之间这样互相借借东西，是常有的事。一些比较大点的农具，比如风车、水车，耙，这些东西，一年就只有几天用得着，这家买这样，那家买那样，大家交换着用，节约了资金，还增强了乡情。照邱主席这样算，以后老百姓不就会斤斤计较吗？还有什么乡情可言？”马连长说：“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对地主的剥削，一分一厘都不能放过。”白翼坤觉得自己本来见识有限，共产党的许多东西，自己还不懂，也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