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李纲辞官,彰显士者如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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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年逾古稀的唐朝礼部尚书李纲向朝廷上表请辞，请求致仕还乡。此前四个月，这位七十四岁的老臣刚被唐高祖李渊委以重任，任命为太子詹事辅佐储君李建成。

李纲作为隋唐之际着名儒臣，其仕途横跨北周、隋、唐三朝，以刚正敢言闻名朝野。他在隋朝任太子洗马期间，因直谏太子杨勇整肃骄纵之风，遭权臣杨素、苏威构陷而罢官，退隐鄠县十余载。

唐朝立国后，李渊钦慕其清誉，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封任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保之职，命其辅佐太子李建成；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更令其以太子少师身份教导太子李承乾，成为隋唐两朝三位储君的帝师。

在太子教育中，李纲秉持&#34；以经史立根本&#34；的理念，每日于东宫崇文馆授《春秋》《礼记》等典籍，尤重阐释&#34；君君臣臣&#34；的礼法秩序与&#34；民为邦本&#34；的治国之道。据《旧唐书》记载，他常引汉高祖纳谏、光武帝勤政等史例，结合隋亡教训，告诫太子&#34；奢靡者失国，纳谏者昌明&#34；。

唐初，高祖李渊沿袭隋制实行太子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制度，作为太子少保的李纲每日辰时经筵讲学、午间策论问答、申时政事模拟形成定制，李纲更创新采用&#34；侍读制&#34；，要求太子将《尚书》《汉书》治国理政篇章抄录成册，逐条批注呈交御览。

唐高祖对此套教育体系极为重视，特诏令东宫属官&#34；詹事府&#34；每月朔望考核太子课业，并将李纲编订的《储君箴规》作为制度范本。贞观年间李世民延续此制，甚至在李纲八十岁致仕时仍保留其&#34；太子少师&#34；虚衔，以示尊崇。这种将儒学经义与实务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深刻影响了唐代储君培养体系，成为后来《贞观政要》编纂的重要思想来源。

太子李建成初掌东宫时，对这位三朝老臣颇为敬重，《旧唐书》记载&#34；太子每见纲论事，辄正容敛衽&#34；，甚至&#34；亲奉经书问义&#34；，俨然尊师之礼。

但是，随着秦王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接连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主要割据势力的胜利战果，其军功日益显赫，朝野威望日隆，东宫与秦王府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这场权力之争很快从单纯的储位争夺，演变为涉及军政各方、牵动整个帝国格局的全面对抗。

李世民凭借赫赫战功获封天策上将，获准开府置官属，形成了与东宫并立的权力中心。秦王府不仅网罗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还聚集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百战名将，成为朝中最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

与此同时，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一方面私募长安恶少及突厥降兵组成&#34；长林军&#34；，另一方面联合齐王李元吉扩充武力，形成三方军事对峙的局面。李世民则通过陕东道大行台掌握东部军政大权，进一步威胁太子的监国地位。

太子李建成组建的私兵武装&#34；长林军&#34；的命名，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寓意。这一名称的由来，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历史传统来看，&#34；长林&#34；之名可追溯至汉代太子卫队制度。《汉书》明确记载汉太子宫设有&#34；长林门&#34；，其护卫士兵被称为&#34；长林士&#34；。李建成沿用这一古称，既彰显了其作为储君的正统地位，又暗含继承汉制的政治象征意义，以此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就地理环境而言，唐太子东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隅，其北门外的禁苑中确实存在名为&#34；长林门&#34；的建筑群。据《长安志》记载，此处&#34；林木深茂&#34；，而太子私兵多在此操练驻扎，因此以地理特征命名也顺理成章。这种命名方式既符合实际，又赋予了这支武装特殊的地缘标识。

从字义上分析，&#34；长林&#34；二字颇具深意。&#34；长&#34；字喻示太子作为储君的未来统治地位，而&#34；林&#34；字则暗含&#34；聚木成林&#34；的军事集结之意。李建成借此名目，将分散招募的两千余名亡命之徒和突厥降兵整合为一支建制武装，既体现了规模，又暗示了组织性。

在政治隐喻层面，&#34；长林军&#34；的命名与秦王府的&#34；天策府&#34；形成鲜明对比。与后者强调&#34；奉天策略&#34；的进取精神不同，&#34；长林军&#34；更突出&#34；根基深固&#34；的守成理念，刻意区别于秦王集团的军事风格，以此突显太子作为守业者的正统地位。这种命名策略反映了李建成集团独特的政治诉求。

只不过，唐太子李建成的&#34；长林军&#34；在官方记载中多被视为非法私募的武装。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后，李渊曾以&#34；私募长林兵，图谋不轨&#34；为由责罚李建成，这一史实表明该名称在当时已被官方认定为太子私兵的代称。

&#34；长林军&#34；的兴衰，不仅是一个命名问题，更成为玄武门之变前权力斗争的重要标志，折射出唐初政治斗争的复杂态势。

在朝堂之上，双方的博弈同样激烈。李建成利用储君身份拉拢高祖李渊身边的近臣，如裴寂等元老重臣，并联合后宫尹德妃、张婕妤等人构陷李世民。而李世民则通过妻子长孙氏结交高祖嫔妃以作反制，同时争取萧瑀等少壮派官员的支持。此外，双方还在地方势力上展开争夺，太子派罗艺出任幽州都督以控制北方边军，秦王则派遣心腹张亮秘密经营洛阳军事基地，甚至各自暗中联络突厥以争取外援。

在舆论与法统层面，双方的斗争同样尖锐。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强调传统继承制度，试图巩固其储君地位；而李世民则宣扬&#34；功高者得天下&#34；的理念，从而赢得新兴功臣集团的拥护。双方还各自培植御史台官员，利用弹劾手段打击对方。

这场权力之争最终愈演愈烈，李渊虽曾试图调解，但收效甚微。武德七年（624年）的杨文干事件更使矛盾公开化，李渊一度欲废太子改立李世民，虽因裴寂劝阻未果，但双方的冲突已不可调和，最终在武德九年（626年）爆发玄武门之变，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

据史书记载，东宫的幕僚中允王珪、洗马魏征等人曾向太子李建成进言：&#34；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34；

这番言论揭示了东宫集团对李世民军功的忌惮。

李纲敏锐察觉到这种危险的权力博弈，多次劝谏太子李建成道：&#34；秦王（李世民）乃国家柱石，您们兄弟当如手足相扶。昔曹丕、曹植之争，终使曹魏衰微，此乃前车之鉴。&#34；

但太子李建成在“败家子”弟弟齐王李元吉及部分东宫属官的怂恿下，与秦王的嫌隙日渐加深。史载唐朝太子李建成开始&#34；私蓄长安恶少二千人为卫士&#34；，并&#34；阴募四方骁勇&#34；，这些举动明显是在针对秦王李世民集团。

李纲看在眼里，已察觉太子&#34；渐近宵小，疏远正人&#34；，再次当庭劝谏道：&#34；昔汉武帝因江充谗言酿成巫蛊之祸，隋文帝听信杨素谗言废黜太子勇，谗佞之害甚于刀兵。&#34；

但李建成听后，表面&#34；改容称善&#34；，内地里仍然继续纵容齐王李元吉等人构陷秦王李世民。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最终导致李纲心灰意冷，于是，他在619年九月底首次向朝廷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