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 徐渭（二） (第2/2页)

这戏文的精彩要紧之处并不在于官场与佛门的争斗，也不在于玉通最终重获金身，而是每个人的身份和心态。

玉通和月明原本都是西天古佛，南游临安二十年，修持仍未得证果。他对自己的境况有个说法，

“俺想起俺家法门中，这个修持？象什么？好像如今宰官们的阶级，从八九品巴到一二，不知有几多样的贤否升沉。又象俺们宝塔上的阶梯，从一二层扒将八九，不知有几多般的跌磕蹭蹬。”

这番抱怨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佛门原本应当是无欲无求、普度众生的清净之所，然而在这样一位得道高僧的口中却和官场一样变成了一个讲阶级、论资格的地方，无非是世人中意一顶乌纱帽，他要爬的是玲珑宝塔。这也就难怪府尹大人到任，三教相迎、具名受点，只有他不要去。个中缘由恐怕并非他所说的那样，为求个“清闲自在”，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帮他求得证果的人和事，他是没有心思迎来送往的。

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竟开罪于府尹大人。柳宣教新官上任，原不说日理万机，也是门庭若市。他却在百忙之中神奇地记得那个没来参拜的玉通和尚，不但怀恨在心，而且想出个毒计来要加害于他，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这样的人品和格局，堪称官场中一等一的败类，如今主政一方，对百姓苍生简直就是灾难性的伏笔。

再说柳宣教派去设计玉通的营妓红莲。她也满腹委屈，“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样犯菩萨的事？咳，官法如炉，也只得依着他做了。”

真的是这样么？且看她得手之后嘲笑玉通的泼辞，“师父？你由我叫，则不理我，也没法儿，谁着你真个与我行方便…你不要忒不知福。”如果说作为营妓惧怕官法如炉尚可同情，那么做了坏事反而得意忘形的作态则未必不能说明她主观上享有做工具的愉悦。

如果说酿成这起悲剧的推手还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玉通和尚自己。

在玉通中计失身之后，他一边大叫落入了畜生的圈套，一边懊悔，“我在竹林坐了二十年。虽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了黄河堑。”可见这样的修行原本一点也不享受，对于一个执着于要爬到塔尖的人来说反倒更像是一种煎熬。

即便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之后，玉通是否检视过自己的秉持呢？

朱橚看是没有。

他自己说，当年阿难尊者险些也被西天摩登伽女用一个淫咒摄了去，亏了那世尊如来，才救得他回。“那阿难是个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言下之意，阿难尊者位列三宝，法力高强，都难免要为女色所害？他一没有那么高的法力，二没有世尊如来救他。如果有人存心要陷害他，如何躲得开？

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借口那么简单了。

只能这么说，过去的二十年，他每天都生活在保护自己修行成果的恐惧中，生怕遭别人夺了去。俗话讲，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一个人的恐惧到达了极点，便会产生愤怒。他不但丢了一副小心翼翼守护的“金身”，更丢了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佛教徒基本的反省和理智。于是，才有了自杀投胎报复的怨念。如果后来不是月明和尚出手点化，帮他修成“正果”，他和柳宣教之间的大仇恐怕是要冤冤相报了。

一个睚眦必报的酷吏，一个安为爪牙的恶妓，一个走火入魔的和尚，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徐渭的思想高度在于，他并不是要审判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用一种高度浓缩的人性冲突来反证病态的社会肌理。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官人、女人和僧人，而他们的傲慢、曲顺、欲望和反抗都是人性中无法压抑和回避的固有成分。一个表面上把道德和伦常捧上天的社会，私底下却任由人性的恶通行无阻、四处横流，真让人看不懂。

徐渭不但看懂了，而且看透了。因此，他方能用极为俭省的笔墨刻画出这般复杂的世态和人性。

最后要说的是《狂鼓史》。

《狂鼓史》其实就是祢衡击鼓骂曹的再演，无非是场景从人间宴会到了阴曹地府，骂与被骂的双方从人变成了鬼魂。

同前面三剧，尤其和是《玉禅师》比起来，《狂鼓史》的艺术成就未必一定拔得头筹。

但是它最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故事以外。

众所周知，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枭雄，这是往好听了说。不好听的，就是奸臣。有人说徐渭写《狂鼓史》就是自况祢衡，意在影射当朝的奸臣。

话是没错。问题是，谁是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