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秦朝人如何普及法律 (第2/2页)

《史记·李斯列传》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秦统一后，始皇帝数次出巡，在多地留下刻石，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起到宣扬法度的作用。如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部分刻石内容则涉及法令细节，如琅琊刻石中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字样，直接体现了当时法律的具体内容。现存的大量秦权、秦量、诏版均铭有始皇帝与二世的诏书，本身就是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载体，这些度量用具或铜或陶，存量颇多，遍及各地，其在法令普及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

以“扁书”公布律令的记载早见于西北汉简，例证颇多，如“……知，令重写令，移书到，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诵）知之，且遣鄣吏循行，问吏卒凡知令者案，论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其行使方式记载颇清晰，都是在文书后明确要求将文书张悬书写于官府、市场、寺舍等人员密集的重要地点，使吏民都能了解。对于“扁书”的性质，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或认为是一种匾，或认为是类似于敦煌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的壁书，或认为是悬挂的简册，亦有认为“扁”通“遍”，为遍处张悬书写之意。

除了张贴、悬挂法令外，秦汉时期还有一种常见的法律公布宣传方式，类似于今日的法律宣讲，即所谓“读令”。如前文所举的岳麓秦简中记载，“……上丞相。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类似的还有另一条简文“各乡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二者基本相同，都规定了乡啬夫、令史向民众宣读律令的职责。《汉书·贾山传》记载，贾山在上文帝书中提及：“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瘙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可见这种当众宣读法令的做法至汉代仍在广泛应用，且收效甚佳。

对法令的公布也非一读了之，秦令中还规定了法令公布后的补充、保证措施。岳麓秦简中的一条与户籍相关的令文为“已布令后，吏、典、伍谦（廉）问不善，当此令者，辄捕论。后恒以户时复申令县乡部吏治前及里治所”，即在法令公布之后，负责的基层官吏不但需要在民众中查访效果，进行“回访”，登记户籍时还需在治所所在地重复申明法令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对法律公布、宣传的规定多见于文本，即对于某条法令的传布规定，本身就是该法令的内容之一。

“布令不谨”的责任

秦律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奉赏罚为二柄，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秦律对公布、普及法律之官员责任的规定中。

《商君书·定分》：“主法令之吏，不告吏民之所问法令之所谓，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对于吏民询问法令，如掌握法令的官吏不予解答，就要以吏民所询问的罪名对其定罪，这种定罪方式类似于秦代的诬告反坐之法，可见其处罚之严厉。

新出岳麓秦简所载秦令中，出现了一种针对官吏不妥善公布法律的罪名“布令不谨”。对于未妥善公布法令的官吏分别处以“赀二甲”“赀一甲”的处罚。稍早公布的岳麓秦简中的一条“尉卒律”中，有“尉令不谨，黔首失令，尉、尉史、士吏主者赀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的律文内容。有学者认为，在“尉”“令”二字中缺失一“布”字，即当尉公布法令不善，使百姓违背法令时，相关官吏均要处以“赀一盾”到“赀一甲”的处罚。前述汉简也记载“……令吏卒民尽讼（诵）知之，且遣鄣吏循行，问吏卒凡知令者案，论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布令后会派专人检查受众的了解情况，并设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秦律对中华传统法律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揭示了更多秦律令的面貌。秦代法律的精神内核及实质规定、名词术语被后世继承，就法律宣讲而言，两汉的注律讲解、曹魏设“律博士”、唐宋科举“明法科”以及明清的讲读律令或都可视为对秦法令宣传方式的一种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