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章 新兵向政委喊话：你别啰嗦了,快向我开炮 (第2/2页)
我赶紧呼叫他们，我说你们是追着敌人往上打的，打远了，近一点。
炮兵那边说：“再近一点就对你们有危险了！“
我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然阵地要守不住了。
炮兵又一次开炮，我一看打的还是远，就着急了，说要近一点，再向我近上50米开炮！
指挥所的政委接过话筒，要我们注意安全，说再往近打比较危险，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表示感谢，表示慰问。
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了。
我心里着急呀，就跟政委说：“你不要啰嗦了，快打炮啊！”
政委说从现在开始，让我直接和炮兵指挥员联络，中间转的环节都不要了。
我说好。
炮兵就要我报坐标，我一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没学过这个，不懂，我就只能说我在3号高地面向4号高地，敌人是从4号高地冲上来的。
现在，你们再向我这个高地近50米开炮，就你们刚才打的地方，再近50米。
结果他们打的还是有点远。
知道炮兵兄弟也是下不了手呀，毕竟阵地上还有自己的战友。
我继续要他们往我这边打近，他们就说再近就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了。
我说什么生命安全，现在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考虑怎么守住这个山头，完成任务。
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3号高地打近。
其实已经打到我们阵地上了，当然也正打在进攻的这些越南兵中间。
我一看打中了，太开心了，但也因为炮弹就在我眼前，我已经听不到耳机里的声音了。
我跟炮兵指挥说，我现在耳朵里已经都听不到了，你们不要问我，我叫你们往哪个地方打你们打就行了。
此时越南兵受到炮兵打击，已经不再进攻，开始后退。我看他们退下去了，就指挥炮兵，退30米打，退50米打。
敌人一直退到4号高地上，那边有个小房子，我发现敌军大部分都往里面跑，就猜测那一定是个暗堡什么的。
于是开始指挥炮兵，往左、往右，一发一发地纠正位置，最后打中了这个房子。
那里果然是敌人的藏身地，里面连人带枪都被炸起来了，就这样敌军彻底被我们打下去了。
战友都高兴得不得了，过来抱着我，拿着我的话筒就说谢谢炮兵老大哥，我们给你们庆功了。
事后炮兵那边还埋怨过我，说我一个劲儿要炮，他们一个基数是96发，都是要按基数打的。
我当时哪懂这些啊，我就知道炮兵能打多少打多少，把敌军打下去，我们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一场仗打到了快12点，敌军没有再往上上了，可能在调整战术，我们也在3号高地上休息。
连长带了2排和3排过来支援我们，两边战友一见面，大家都高兴地抱住，激动得掉眼泪。
那时还年轻的我们
连长把情况掌握了一下，对我们所有人做了重新安排，修整工事。
一直到晚上6点多，我想起排长的惨死，想着地堡里还有敌人，就找到连长，说就是这个洞口打出来的枪，排长牺牲了。
连长下令去把它炸掉，几个班长都争着去，不仅成功炸掉这个洞，还抓到了三个俘虏。
原来这里也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之前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人，所以没有用炮，现在他们得到消息，这个洞被端了，就开始向我们开炮。
连长叫来翻译和地图，根据敌人坐标开始指挥炮兵作战，结果其中一发打中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一下子就爆炸了，响了足足两三个小时。
这下我们的威胁不大了，继续坚守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我收到团指挥所消息，派5连来接替我们，让我们回去休整。
没想到这个情报被敌军听到了。
敌军派了一支连队，冒充我们的人上来。
到了阵地前，我们连长就问，他们是哪个连的，连长叫什么。
问了几遍他们也不说，就光说“自己人，不要打”。
连长心里有数了，就叫我们做好准备，把他们放过来。
等他们离我们很近的时候，连长突然喊了声“打”，我们的轻重武器、手榴弹什么的就一起往下打，把他们稀里哗啦地打了下去。
想当初我们援越的时候，从大米到武器到电台，都有支援他们，他们的电台基本和我们都是相似的，同类型的，所以他们才接收到了我们的频率，破译了换防的情报。
真是一群白眼狼。
坚持到六七点钟，天已经亮了，5连终于上来了，我们正式交接，连长带着我们撤退休整。
这一路上敌军还在追着我们打，不过我们还是顺利到达了南溪河，工兵把我们接了过去，在指挥处休息了一整天。
我把电台坏掉的耳机、天线重新配好了，19号下午4点多，我们再次接到命令继续进攻。
连队又配给我们一个副连长，我们来到了又一处高地上，在那里坚守了一晚上。
第二天部队要向前开进，同时进行地雷扫除任务，好让大部队顺利前进。
我还是紧跟着副连长，小心翼翼地往前探，可在走出不到20米的时候，突然感到脚下有东西，我踩到地雷了。
我只好保持姿势不动，喊副连长。
副连长递给我一个大长柱子，让我抓住这个柱子，他一拽，我就往外跳，卧倒。
结果他还有一米多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朝我们打枪，副连长喊我卧倒。
我当时脚下踩着地雷，心里紧张，脑子一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雷就炸了。
直接把我炸到了一个弹坑里面，眼睛、鼻子、嘴、耳道，七窍都流出血，人当即就晕了，后面的事情全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野战医院了。
我问身边的战友自己怎么下来的，他们也不在场也不清楚。
我真是太幸运了，多少战友踩上地雷，不是牺牲，就是缺胳膊少腿，我身上一共受了八处伤。
大的弹片当时都取出来了，有些小的当时没发现，现在也都还留在我身体里，有时过安检还会“滴滴”引起警报。
我在野战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昆明的空军医院治疗，40多天身体就基本痊愈了，也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回到部队以后，上面给我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还授予我“英雄步谈机员”的称号，这是很高的荣誉了。
我荣获的勋章
我一直坚守在中越边境，直到1989年转业回到老家周口市人事局工作。
那次被地雷炸伤，除了身上，耳膜也穿孔了，但因为当时年轻，就没有修补，后面自己长出来了，也就没有在意。
没想到50岁以后，左耳开始明显听力下降，如今我67岁，左边耳朵已经基本听不到了，剩一只耳朵也不影响我生活。
每当想到覃万强副连长、蔡树明排长，还有一个个在我身边牺牲的战友，我就很想知道，当初是谁将我从战场上救下来的。
我很想找到我的救命恩人。
像我这样受伤的，大多数都已成了烈士。
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吃饭时有人走过来敬酒，说得跟我道个歉。
我心里好奇，我都不认识他，道啥歉？
原来他是部队里负责保密工作的，他说当年把“海水干”给划到了伤亡名单里。
直到后来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又给挪了出来。
不仅是他，到现在我们通讯兵的群里，还有年轻战士把我当成烈士了。
战场上生命分秒必争，受伤能第一时间被抢救，真的就是幸运，不是我命大。
所以，心里还是想着找找救命恩人。
直到五年前，连队的一个卫生员老战友龙显莫联系上了我，给我打电话叙旧，就说到了这个事儿。
我这才知道当年就是他和另外一个战友一起把我给救下来的。
终于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
这个老卫生员老家在贵州农村，退役后就回了老家，那些年过得很艰难。
我们联系上后，我就特别想见他一面。
可惜当时我岳父患病住院，我走不开，就问他方不方便来郑州，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说他也走不开，一是身体不太好，二来家里情况也不太好。
我听了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着早日去贵州看看他。
我岳父的病越来越严重，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医院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那个救我命的老战友联系。
后来我岳父走了，又赶上疫情，我和老卫生员就一直没能见上面，等我再想起来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号码已经拨不通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前前后后发动过几十个战友帮忙找，但大家也都联系不上。
我很想念老战友
直到上个月12号，我们通信连战友正好在贵州凯里聚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打算去看他。
我隐约记得他家好像是在天柱县，就在那附近一圈挨个县里找，到退伍军人事务局去查，也拜托那里的战友帮我找。
终于找到了他的信息，可惜两年前，他已经得病去世了。
这次我去参加战友聚会，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去见他，还特意带了红包打算给他，没想到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我纠结要不要去他家里看望一下。又怕勾起他家人的伤心难受，想想还是算了，带着遗憾回了河南。
我让贵州的战友帮我关注一下他家里，什么时候觉得家里人情绪好一些了，我再抽时间去看望他们。
上了年纪，人更重那些旧感情了。
说来，这些旧感情可都是过命的交情。
不一样。
我们都称呼他为“海英雄”。
战争中极致的紧张，战斗中可贵的情谊，我们记录了很多。
当海英雄向我们描述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三天时，我依然被感动了。
一直都知道，英雄在战场上都是“无我”的，只有胜利，没有自己。
但究竟能“无我”到什么程度？
伙伴说，当她听到海英雄一声声“再近50米”“再近50米”时，才有了真实的体会。
随时准备牺牲，真的不只是一句口号。
得知海英雄左耳基本听不见时，伙伴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戴助听器吗，会影响生活吗。
他直愣愣地回答道：“还有一只耳朵啊。”
不只是在战场上，战场之下，面对平凡生活，他依旧是那个“向我开炮”的英雄。
这更加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