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诗性智慧解读（二十一）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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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我们已知《周易》哲学内涵及其思维方式特征。也已知《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源。先秦诸子继承并发展了《周易》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特别是《周易》以后的儒学者，对《周易》一书进行不断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做为研究今本《周易》最早的学术文章《易传》，在汉帝国时同今本《周易》一同被尊奉为《易经》，自此今本《周易》与《易传》（即“十翼”）成为《易经》不可分割的组成内容。《易经》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因《易传》的产生，特别是《系辞传》与《说卦传》理论的产生，阉割了《周易》本来的性质，即把《周易》阉割成亦筮亦理的面目，以此适应专制帝国“萨满文化”的复兴。

而另一路则是巫术思维（或称“诗性思维”）在先秦始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总之，巫术文化与巫术思维在先秦时期也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至到帝国时期里，巫术文化得以全面复兴。先秦战国时期那段理性之光，从此掩蔽在漫长的帝国黑暗中。帝国时期里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复兴与发展。

无论学者们所言“萨满文化”、“诗国文化”、“诗性文化”、“有象思维”、“直观性思维”等等，以及把中国的后封建文化归咎于孔孟之道等等。那么又是何因导致并形成中国思维方式的连续性而不被中断呢？也就是说《周易》中的比类思维与民本思想，及把《周易》改造成巫术化的工具（六爻八卦的算卦书）运用，并贯穿了先后封建社会近3000年的历史时空。这是什么因素所导致了呢？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突破“民本思想”；始终没有突破“巫术文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借以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转变方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这种历史哲学命题，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不被突破，即“连续性”的历史成因。以此揭示《周易》为何保持了原始思维方式，以及只关注统治主体的道德性建设的成因。也包括后来的史巫把《周易》改造成筮卜工具，而成为亦巫亦理的文化，贯穿了整前后封建时代的历史时空。以及今本《周易》被帝国初期尊奉为《易经》的内容（另一部分为《易传》），成为后封建时期巫术文化及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的历史因素。

中国史前文化的延续到中国古代文明时期，同理是伴随着原始思维方式的延续，而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也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差异呢？即我们的历史文化为何是个“连续性”而不是“突破性”的呢？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考古专题六讲》中讲到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因素是：

“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灌溉技术，水渠的建设。

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而地缘关系则愈加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的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就是加工前后的自然资源在广大空间的移动。

以上是所常见的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原因的一般观点。”

（《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年版  第14页）

这些被认为是西方常见的一般学说，只能是欧州文明演讲的一般路径。而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演进所造成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属于“结果”。而是这些“结果”的表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脱离了野蛮时代。但我们可顺着这些观点来解读导致中国古代文化“连续性”的主要因素。我们既要从这些“结果”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变化情况，也要追溯造成这些“结果”的成因。

那么，我们所要探讨这些“结果”（即生产工具、文字、城市、亲缘与地缘团体等）及造成这些“结果”变化与不变的成因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思维方式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揭示了东西民族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就揭示了东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成因。  不去揭示传统文化的成因，也就无法知晓思维方式的成因。

我们先从东西文化演进上进行对比，看两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表现在文字，城市，生产工具，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差异，即以希腊文明来进行对比，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之源。

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里也曾分别从生产工具，城市，文字，意识形态上简单的举例说明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所延续“野蛮时代”的文化成分。张先生通过举例，最后总结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其结果：“中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过程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的变化，则是次要的。”此种说法，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沿着张先生的举例做进一步的解读，即通过参照西方古代文明产生过程来对比分析“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背后成因。

从“生产工具”上张光直举例说：“最重要的延续是生产工具。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的使用就是围绕这类＂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这样，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延续是相当明显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通过张光直先生的阐述，确实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里，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考古上根据人类使用工具质料的不同，分成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大约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新石器的标志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伴随着定居，房屋建筑，制陶和原始农业的出现。我国的“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应该是四千年前后开始，即青铜使用到生产工具上。

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箭头及各种刀具等。

到商代青铜器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商代青铜器的利用主要是基于商王室和各级贵族的宗教祭祀，政治礼仪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等。考古发掘所见，以石，蚌，骨器居多。推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大量使用木质的农具（因为木质农具，很难保存，故考古上很少发现）。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主要是用耒耜来进行农业耕作。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总之，商代青铜器并没有运用到农业生产上。青铜器主要成为商王室及贵族阶层的统治工具与使用工具。从考古上来看，是用在礼器，车马器，兵器，贵族使用器具上。

因商朝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而贵族统治者所想的“国之大事”，即“祀于戎”。考虑的是如何去统治与保障统治，精力用在祭祀与军事。即统治的思想（神道设教）手段与军事暴力手段相结合。商统治者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用于统治（礼器与兵器）工具和生活使用器具上，而不可能去关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青铜生产工具上主要是为贵族制作木器，车具的手工工具，除了这些就是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商、西周王室及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所使用。

商朝的青铜使用，正如张光直所说：“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

历史进入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商朝相比并无大的变化，同样的是青铜并没有使用在生产工具上。若说有变化的是，西周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发展。礼器成了维护西周封建氏族贵族统治大造舆论，进一步强化封建贵族统治权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