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三) (第2/2页)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鑫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见网易博客，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的易学研究》）
从杨庆中的文章里已知李景春同样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而又是哲学书的双重性质的说法。李景春认为《周易》的哲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之书”，这说明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讲的《易经》哲学，那是援《易传》里内容而说成是《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八卦”阴阳讲变化的，那种所谓的哲学与《周易》里的哲学不沾边，与笔者所讲的《周易》哲学不是一回事。这还可以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得到印证。
“如李景春先生说：‘周武国王所领导的战争是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而这个战争所以能够发动，是由周易哲学的作者的文王所准备，所培育的。’”（《周易探源》第153页）
“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对于《易经》编者，既要指出他的进步性，又要指出他的局限性，而对于《易传》，更要严格地把它跟《经》划分，不要以“传”所说的就是“经”所本有。有些人颇有混“传”于“经”的毛病，如李景春先生说：‘引伸是对原来事物的引申，发挥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发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引伸发挥的只能是引伸发挥者的思想，不能说就是原来的事物已经含有。”（《周易探源》第160页）
“李景春先生选取了几个卦来说明卦的次序的排定是合乎质变，矛盾转化，质变继续产生，矛盾继续转化等辩证法的道理。这意见我不敢苟同。”（李镜池《周易探源》第169页）
由此印证了李景春援“传”于“经”而阐述出《周易》的哲学思想吧？但李景春先生谈的“引申”道理，不能说不对。而《易传》是“象数”阐发《周易》，还不同于“引申”。若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来”证明《易传》“引伸发挥”的正确性。恰恰《周易》一书并不讲“象数”、“阴阳”，而《易传》确“引伸发挥”出“象数、阴阳”来。而《周易》的确是一部哲学书，可《系辞传》却“引申发挥”出占筮说。这说明《易传》不能代表《周易》的思想，《易传》代表了学术研究者的认识而已。李景春援《传》于《经》（指《周易》）来阐发《周易》的哲学思想，那不过是《易传》里的思想而已。
“任继愈先生跟李景春先生一样，选取其中几个卦，说这样上下配搭是有意义的，有‘万物交感的观念’。说《易经》作者认为上下两个事物如果不相交，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这类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与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他举出《泰》、《否》、《既济》、《未济》四卦做例证。”（《周易探源》第169页）
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里说法印证了李景春所谓的《周易哲学与辩证法因素》还没有真正揭示出《周易》里的哲学思想，只是通过《易传》认识的《周易》哲学思想，是以讹传讹的东西。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李景春说的“《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这说法。但必须把“卜筮”之说从《周易》上剥离出去，又要把《周易》一书的六十四篇文章注释的是符合《周易》原创的真实哲学含义。那时说“《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才能站着脚。若既认为《周易》有卜筮功能，又说《周易》有哲学思想，就陷入悖论的泥淖。
易学家黄寿祺，也被张其成的一书中列为认为《周易》是哲学的其中之一。而张其成的那部书里也是断章取义说黄寿祺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单从张其成的那部书里看到这一句话，无疑认为黄寿祺先生是认为《周易》一书是哲学，不同于众多学者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使人不能不对黄先生肃然起敬。但看到黄先生的《周易译注》一书时，觉得张其成是断章取义。而事实黄寿祺先生也同样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这说明不看作者的原书，就会听信以讹传讹的说法。
黄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我们通过《周易译注》前言里的说法和对《周易译注》里的注释来看，我们就明白了黄寿祺先生所说的《周易》是包括“经”与“传”的，他说的“经”就是所谓的“卦爻辞”，这实际是《周易》的内容，应称《周易》。所以黄寿祺先生认为的《周易》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而黄先生认为的《周易》哲学是“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这无疑说明，还是通过“象数”学说引发的哲学之说，单就这说法也与《周易》原创内容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回事，何况黄先生又把《周易》说成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黄先生已然没有揭示到《周易》的真本义、真哲学。故黄寿祺先生《周易译注》前面的《读易要例》的里还大讲“象数”与“图式”。黄已然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者中的一员，同样是继承了《系辞传》里《易》学思想，是把《周易》双重性质说的换个说法而已。所以黄寿祺先生在对《周易》里“文辞”译注时，就出现了“象数”以解之。如对《小畜》里的所谓爻辞的解释：“九五，心怀诚信而牵系群阳共信一阴，用阳刚充实丰富近邻。上九，密云已经降雨，阳刚已被畜止。至高极上的阳德被阴气积载，此时妇人必须守持正固以防危险，要象月亮将圆而不过盈，君子若往前进发必将遭凶。”
这正是用阴阳爻位来解释“文辞”，使人遗憾的是黄寿祺先生不能排击筮术说与“象数”说，而在注释《周易》却被筮说与象数说玷污了。但黄寿祺先生的《周易译注》里的有一些译文还是比较接近《周易》原文哲学内容，但《周易》里的文章，只要用心，逐字的翻阅《辞源》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查看，抛开传统上《易》学象数联想发挥，就很容易把握与翻译，即非常明显表现出“文章”的逻辑性与哲学的内涵来。不难看出《周易》每篇文章所体现“文以载道”的哲学思想来。笔者却非常遗憾惋惜黄先生若能剥离“筮卜”说与“象数”说而注译《周易》。把《周易》恢复其原来的哲学思想，那么，《周易译注》一书可真是光照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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