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二十八章 生命的价格 (第2/2页)

在开庭之前，那位老板兼培训讲师还笑着跟杨大伟说，让杨大伟放轻松，输赢都无所谓，只要能给对方好好上上一课，也算他们做了善事。

结果没有脱离杨大伟的预测，毫无悬念的输了。

然后那个笑容和煦的老板便变了脸，将钱转到律师所的账号后，对着杨大伟吐了口痰，骂了句废物，扬长而去。

除了这些普通的劳资纠纷，杨大伟还接过几个工伤致死的案子。那些企业主委托人的要求无一例外，要求杨大伟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不要引发不好的社会舆论。好像对于这些人来说，死人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死人的事不能张扬出去。

而在此基础上，能压多少赔偿款就是多少赔偿款。

这里面其实又有条潜规则，这些压下来的赔偿款中的一部分，可以变成杨大伟这样的代理律师的“绩效”。

在那些企业代表的眼中，杨大伟极少看到死者身为人类的尊严，极少看到同情。

也许在那些人里，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谁的父母，也不是谁的儿子，只是一个想要碰瓷他们的讨厌鬼，仅此而已。

杨大伟以前觉得很奇怪，因为极少有企业主直接找到他，来跟他交接的主要还是一些死者的直属领导，企业高管等。

在杨大伟看来，这些高管和那些死者其实是差不多的身份，他们对待这些死者的方式也很有可能落到这些高管自己的头上，但就连这些高管自己都不在乎，杨大伟一个收钱办事的，又能说什么呢？

人们总说，生命无价。但杨大伟看到的事实却是，生命其实是有价的，而且比一般人想得要便宜得多。

在杨大伟亲手经历或听闻的案例中，一条人命的价值区间主要集中在二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年轻人要贵一些，老人则要便宜一些。

会闹的家属能拿的多些，而不会闹的，拿多拿少，全凭某些人的良知价值几何。

赔了二十万的那个案子，也是杨大伟唯一一次拿到“绩效”的案子，所以杨大伟记得很清楚，死者家属是一对老夫妇。

丈夫瘸了条腿，妻子眼睛有些不太好使，不知道是哭出来的还是因为生病。老两口加一起认识的字不超过二十个。

他们在此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便是到县城的银行里去取钱，至于比县城更远的省城还有那些只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大城市，他们没什么感觉，反正只是去不了的远方。

倒是儿子有时候会在电话里跟他们说，等以后赚了钱，就把他们接过来旅旅游。老夫妻虽然并不渴望什么旅游，但听到唯一的儿子这么说，还是挺高兴的。但他们等了几年，没能等到儿子的邀请，而是等到了儿子的死亡通知。

杨大伟不知道那对不识字的老夫妻是怎么来到梧桐市的，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辛酸与苦楚。那是他不愿想象的内容。

只是到了梧桐这座夺走儿子生命的城市后，两个老人却又陷入了困境。他们不认识路，想问路，但一口太过浓厚的乡音却让一些想帮忙的过客也只能苦笑着摇头离去。就这样，两个搀扶着，在车水马龙的水泥森林中兜兜转转，却怎么都找不到儿子工作的那栋高楼，走了半个多小时，却只走回了原地。直到错过了之前约定见面的时间，他们才病急乱投医地想起给人打电话求助。

但他们却打给了错误的对象，将电话打到了杨大伟这个儿子公司的委托律师这里。

他们显然不懂何为被告，何为原告，他们只知道律师便是帮助他们这些穷困人的正义使者。

他们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义使者是有立场的，就连正义本身，都是有立场的。

杨大伟虽然是正义使者，却没有义务去帮他们。

但听着电话里两个老人有些无助的哭声，杨大伟最终还是打车去了，花了一个半小时，将两位老人带到了谈判地点。

两位老人是那种不喜欢麻烦人的性格，明明只是一个极其微小不过的帮助，却一再感谢杨大伟，好像承了杨大伟天大的人情一般。所以当杨大伟照本宣科，向两位老人开出了公司的条件时，两位老人小声合计了一会儿，便答应了，拿了公司给的二十万，捧着儿子的骨灰，哭着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当时的委托人对事情能如此顺利的解决表示很满意，除了约好的劳务费之外，又给杨大伟塞了张银行卡。那两位委托人还告诉杨大伟，以后有类似的案子，他们还找杨大伟。

在送委托人出门后，出于礼貌，杨大伟在门口多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便从那两个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口中听到了毫不掩饰的大笑，以及类似“傻、逼”“土老帽”“活该一副穷酸样”的字眼。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冲上去，去问问那两个人口中的这些话到底指得是谁。

可当他鼓足勇气迈出一步的时候，电梯刚好到了，张开了巨大的嘴，将那两个人的身影吞入其中。

在紧闭的电梯门前，杨大伟站了一会儿，最后又默默转身回了自己的工位。

当时他所在的律师所里装了监控，配备了什么高科技智能考勤系统。

他无故离开工位太久，可能会被当做偷懒，扣绩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