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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2章 计划泄露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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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 [20]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21]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22]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23]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24]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25]

内忧外患

参见:明末农民战争

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26]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崇祯帝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 [27] 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 [28]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 [29] 总督中被诛者七人, [30] 巡抚被戮者十一人。 [31] 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32]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帝又想和清朝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33-34]

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 [35] 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诏,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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