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建安风骨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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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项采勤老师的《汉魏六朝文学》是大伙最喜欢上的一门课。一来是授课的项老师知识渊博兼且风趣幽默，讲起课来能够旁征博引而引人入胜，项老师是文学院全院学生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一位好老师，也是一位为所有中文学子所喜闻乐见的好老师；二来是授课的客体也格外引人注目，汉魏六朝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纷繁复杂的一个特殊时期，上至皇帝贵戚，中至士族大家，下至庶族寒门，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传奇人生和神奇故事。

这里面最为神奇的人物莫过于三曹、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其中，名号最为响亮，也最为人称道的是曹氏三父子。

项采勤老师说：“曹操，现代史学界有一部分人称其为曹贼，其实不然。历史上，曹操起兵反抗董卓专权，《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先是向王允借刀，而后尝试着刺杀董卓，行刺未成之际曹操转而向董卓献刀，那把刀不是一般的刀，是七星宝刀。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曹操灵敏的反应和果敢的性格，也说明他有匡扶汉室重振汉威的本意。”

项老师解释道：“东汉末年，汉朝宫廷内部宦官专政，外部黄巾猖獗，与此同时群雄并起，由于长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黎庶性命如同草芥。政治上，汉承秦制，萧规曹随。文学上，曹魏沿袭周朝《诗经》的现实主义路线，曹氏父子的诗歌里面也有汉乐府写实的厚重的影子。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并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史称建安文学，它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个文学中心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

项老师下定义：“建安文学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汉末社会动乱和民生多艰，忧时伤乱；二是抒写年命之悲和人生短促之苦；三是表达远大的政治理想，抒发雄心壮志。建安文学作品具有作者强烈的个性和时代浓郁的悲剧色彩，诗风显得雄壮深沉和悲凉慷慨。因此，人们把建安文学这种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特点，称之为建安风骨。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对风骨曾作过相当精彩的阐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风指的是作品的感染力和情感的穿透力，骨指的是语言方面的刚健有力、明晰简炼的特点。风骨一词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才将建安和风骨合二为一，合称为建安风骨。”

项老师首先分析曹老大：“三曹之中的老大曹操，他是曹丕和曹植的父亲，也是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人。《三国志·魏书》中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曹操既是一位军事将领，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奇才。作为上马能领兵冲锋陷阵下马能挥毫成文的一代枭雄，曹操他的诗歌也继承了汉乐府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这主要体现他的纪事类的诗篇上。”

项老师举例说道：“如曹孟德《蒿里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一类纪事性的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如果没有怜悯苦难的人文情怀，也就没有念之断人肠的真实感叹。”

项老师承上启下：“因此，要想四海升平，必须以暴制暴，荡平暴乱，平定天下。在曹操所作诗歌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述志诗，它们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情怀和他招揽人才以期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抱负。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短歌行》里面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礼贤下士，求才聚才的真实写照。当然，曹操的诗歌也有一部分是抒发诗人对时光流逝而壮志未酬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譬如《短歌行》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步出厦门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天下纷纷扰扰，先是诸侯并起，而后是三国鼎立，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天下一统，实属难事。而人生日渐年迈，时不我待，这与苏轼慨叹人生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别无二致，于是曹孟德不得不借酒浇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项老师接着分析曹老二：“曹丕为曹操次子，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安文坛的又一领袖。曹丕既有其父曹操通脱的一面，又有文人易感的一面。《世说新语·伤逝》记载，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死后，曹丕因王粲平时好驴鸣，便在王粲的葬礼上约请客人齐声作驴鸣为其送葬。这个事例，说明了曹丕具有一种文人易感的气质。”

项老师文史自成一体：“曹丕在建安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作为曹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羡慕汉文帝的无为而治，他想成为一代明君，他渴求成为一代英主。曹丕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并且是最完整的一首文人七言诗《燕歌行》，这是一首关于男女爱情及游子思妇题材的诗歌，这也是曹丕写得最好和最有特色的一首诗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这首诗感情缠绵悱恻，情景水乳交融，心理描写细腻独到，是一首情文并茂，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抒情诗。”

项老师评价道：“曹丕在文学上的贡献，《典论·论文》功不可没，这是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在这本只有两篇的论文集里，曹丕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论一出，文学的价值由此被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重要的地位。自此，文学从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的专有概念中分化出来，从而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直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六年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文学有了独立于学术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