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初见曾国藩 (第2/2页)

曾纪泽对历史上的石达开还是了解的，石达开十六岁“被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二十岁封“翼王五千岁”，颇富文韬武略。不过石达开的军事才能，都是冷兵器时代的，帮助曾国藩打败石达开，曾纪泽还是有信心的，便继续对曾国藩说：“湘军对贼的优势，还是在于水师。现在的战局，我们要任务，是以攻为守，虚张声势，让潘阳湖的内湖水师和外湖水师合兵一处。”

曾国藩听了曾纪泽的建议，道：“为父不是不知湘军水师就是杀贼利刃。只是湘军6师现在虚张声势的本钱都没有。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江西巡抚陈启迈乃是小人得志，不配合我们。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现在湘军粮食短缺，饷银不够，士饥将困，窘若拘囚，怎么上阵杀敌？”

曾纪泽这才明白曾国藩的难处，晚清的军事离不开民事，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自己能在湖北势如破竹，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大力支持后勤分不开。而现在江西官场中，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真正想为国家分忧。

曾国藩刚正不阿，就好比清水流入江西官场这趟混水，想趁机浑水摸鱼的官员就不乐意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等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比如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陈启迈偏偏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惟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的湘勇指手划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两关关系闹得很僵，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曾纪泽知道，自己的到来，虽然在某些关键时候可以改变历史，但很多东西，比如晚清官场陋习、世道人心，比如一些注定要生的事，自己也无力回天，只能如曾国藩所说“大龙方蛰”，积攒实力，此时辅佐父亲曾国藩扩充湘军的实力，等待合适的时机谋取天下才是上策，于是他劝说曾国藩道：“父亲过于刚正不阿，但‘水至清则无鱼’，反而不利于事，不妨刚柔并济。”

“纪泽，你能有这样的见识，为父甚为欣慰。”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说：“不过，这二三十年以来，朝廷官场形成一种黑白不辨，不痛不痒的含混作风。昔年为父做六部官员时，对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办理团练，又遇到地方几个有实权的官，不许我触及他们的势力范围，故意刁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谦逊退让，则一事无成。”

曾纪泽说：“改变官场习气，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为之奈何？”

此时曾国藩需要实权，曾国藩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在地方官员眼里却被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湘军因此在江西处境仍然十分艰难，此时已经快没粮饷了。曾国藩道：“只有等大势之变。为父这就给皇上上书，要求授予我巡抚实职，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

曾国荃问曾国藩：“军中粮饷还可支持几日？”

曾国藩回答说：“若加上你带来的一万千人，恐怕只能支持十天左右了。”

曾国荃问：“那该如何是好？”

曾国藩没有说话，给咸丰皇帝上奏折，从江西南昌到北京，相隔千余里，快则一个月，慢则三四个月才会收到回复。这段时间，还得自己为湘军筹饷银，他一时也没好办法。

这时，曾国藩的幕僚彭寿颐，也是曾国藩的学生，插话说：“陈启迈不给军饷，朝廷一时也无饷银可，湘勇们眼看要喝西北风了。我看，可以权变一下，我们自己在赣北设厘卡抽税。另外，刑部侍郎黄赞汤是恩师故友，因母亲过世在饶州老家受制守孝，我们可请他出面，劝说乡绅捐助，朝廷只要给他们一些八品九品的虚职，应该能捐助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听了彭寿颐的话，点点头，道：“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我明日就去饶州拜访黄大人。另外，尽快找个值得信任的人去赣北设厘卡抽税。”

曾纪泽知道曾国藩此时不愿自己再上战场，便主动请缨说：“在赣北设厘卡抽税的事，就交给孩儿吧。反正现在江西，石逆不除，我也没心思读书，刚好可以帮家父做点事。”

曾国藩一向善于识人，见曾纪泽比以前成熟了许多，这时也有心培养曾纪泽，希望他多一些历练，便点点头道：“这样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