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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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有个人拿着绳子在追我,他要把我捆绑起来。我睁开眼时,看着身旁的孙晓鸣睡得格外香甜。我撑着双臂坐了起来,感觉屁股上一阵一阵的痛,我才突然回忆起昨晚挨打的情景。
孙晓鸣是院里出名的乖孩子,从来都不惹事生非。平时犯点小错挨打,也顶多是用那种很薄的竹篾片,隔着裤子打几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惩罚。昨晚,孙叔叔打我倆的那根竹条,是根实心的罗汉竹,上面布满密集的竹节,有小拇指粗,是他家挑窗帘用的小棍儿。孙晓鸣昨晚告诉我,他爸经常用这根棍儿打他哥哥的屁股,打得他哥哀天哭地的乱嚎,但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想让他爸爸知道这钱,是他哥哥偷的。他接着用手比划着说,真的会打烂的,打烂的,我看见过,他激动得有点结结巴巴了。其实,如果昨晚不是我替他挨了打,他的屁股也一定会被打开花的。
我知道孙叔叔为什么要打我,他认为是我教唆了孙晓鸣偷钱。孙叔叔是干刑警工作的,派出所经常要处理一些小偷小摸的少年,往往这些小孩,都是先从家里偷钱,再发展到去社会上偷东西。派出所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小孩,也没有办法处理,治安民警常对家长说的一句话,回家把他屁股打烂。
我把还在熟睡中的孙晓鸣摇醒,对他说,我屁股好疼,他爬起身,轻轻拉开我裤衩的松紧带看了看,屁股蛋子的正中间,粘了两片在裤衩上,已经结痂,是被竹条打破了皮的地方。我叫他帮我把裤衩拽下来,否则我都上不了厕所。他不敢下手,一个劲的嘟噜,会很疼的,会很疼的。我站起身,一咬牙扯下了裤衩,撕开了血痂,屁股上渗出了几滴血珠,疼得我龇牙咧嘴地大口吸气。孙晓鸣从后面抱住了我,把脸紧紧地贴在我肩上说,你好勇敢,他突然哭泣了起来。我感觉能够保护朋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少年情愫,也终身留在了我记忆中。
但这天上午,在学校上课时,却让我饱尝狼狈窘态。第一节课,就是班主任的语文课,因为屁股疼,我坐在硬木方凳上,格外别扭痛苦。我不断的扭动着身体,换着各种坐姿,根本听不进课。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平常对班上的同学也挺和蔼。她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的眼睛,悄声问道,挨打了吧?我一下羞红了脸,把头垂了下去。邻桌的几个同学,幸灾乐祸的笑出了声。其实这种事儿,在班上是见惯不惊的,没有哪个男孩敢拍着胸口说,他没有被打过屁股。
下课后,班主任把我带去了医务室,校医是个戴眼镜的斯文老头,长得慈眉善眼,他用两根沾满酒精的棉签儿,反复涂抹我屁股上指甲盖儿大小两块儿破皮的地方,疼得我大口大口的吸气。他边消毒还边解释说,酒精虽然疼,但不会落下色斑,比碘酒好,屁股上有了疤痕就不好看喽。然后又用红花油,按摩屁股上淤青红肿的鞭痕。我趴在医务室铺着白床单的行军床上,他不让我提起裤子,说屁股裸露在空气中便于结痂。然后,他笑呵呵地安慰我说,昨天也有个男生,在这里趴了一上午,他的屁股真被打开了花,比你严重哟。就这样,我一直趴到中午放学。时不时,有些男生女生路过医务室时,把头探进窗内,望着趴在行军床上,狼狈不堪的我,然后捂嘴讪笑走开。我都十三岁了,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像展览品一样陈列在众人的眼里,强烈的自尊心,让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我突然伤心起来,不断地抹着眼泪,心中暗暗诅咒着孙晓鸣的哥哥。
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大渡口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探望过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家地址,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我给孙叔叔写过一封信,想打听孙晓鸣的消息,但他并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还认为,是我教唆他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
一九七八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我和邓长明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各自考入了不同的大学,邓长明去了北京,我去了成都。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孙晓鸣的一封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哟。我激动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告诉我,他已考入重庆的警校,这是他爸爸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家早就搬离了川盐三里大院,他是通过邓长明的哥哥,才知道我们俩的行踪,赶紧给我们写了信。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他穿着学员警服,十七岁的脸蛋儿,既帅气又阳光。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哆嗦,当即给他回了信,相约我们三剑客暑假在重庆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