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尘埃落定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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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硕说出的话,让杨行秋不得不停下自己的论述。
霸王道杂之。
顾名思义,就是将霸道与王道综合利用的政治方针。
霸道就是使用暴力、刑法、权势等强硬手段进行统治。
王道就是使用仁义、道德、思想等怀柔政策进行管理。
曹硕引用这句名言,算是高度概括了杨行秋的观点。
王贤趁着杨行秋停止论述的间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轨德立化,优事理乱。德化者,道也,事理者,器也,道先于器,器出于道。道本而器末也。”
杨行秋听着两人的观点,开始分析起来。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是汉宣帝刘询对太子,未来的汉元帝刘奭说过的话。
“太子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原名刘病已的刘询,在巫蛊之祸、遍游三辅、海昏被黜、霍光专政、亲临大统、族灭霍氏后。
结合自身的经历,将集管理学大成的帝王之术,用一句话说了个明白。
法家主张人性本恶论,崇尚刑名法术。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在法家的思想里,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法家认为道德观念是随着个体物质生活的提升而进步。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论,崇尚仁义道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儒家思想主体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是“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儒家思想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
将儒学中所蕴含的人治,王道思想与法家的法治,霸道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为手段运转庞大的行政官僚集团。
两者结合,无疑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理想的政治体制理论基础,使得社会管理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
汉元帝继位后,“纯任德教”,大量启用儒生参政治国,走上了真正“独尊儒术”的道路。
结果是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使社会矛盾激化,又出现了天灾人祸、吏治败坏、外戚专权、流民四起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证明了汉宣帝刘询的高瞻远瞩和“霸王道杂之”的正确性。
至于曹硕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那就要从魏武帝曹操说起。
祖父是宦官,大长秋曹腾,父亲是太尉曹嵩。
在当时的观念里,父亲是高贵的三公之一的太尉,而祖父是低贱的宦官。
从出身上,曹操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
政敌袁绍就对他的出身进行了猛烈地人身攻击。
袁绍出身于第一等的名门世家汝南袁氏,是儒家豪族集团。
曹操则是法家寒门集团。
袁氏集团的政治特色是清流名士。
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一呼百应,被诸侯尊为盟主,是靠他高贵的出身和积累的清名。
袁绍能够从韩馥手上得到冀州,离不开响亮的名声以及名士们的游说。
公孙瓒刻薄寡恩,迫害州郡名士,豪族名士纷纷站在有清名的袁绍这一边。
“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
袁绍热衷于养名,向往清流,这样的性格让他周围也聚集起许攸、郭图、逢纪、高干这些名士。
宦官是服侍皇帝的工作,一般是由出身卑贱或者犯罪被处宫刑的人担任。
职能是协助皇帝处理事务,自然会在办事过程中接触政务,所以相对于道德礼教,宦官对法令原则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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