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记忆 (第2/2页)

我经历过多次的生死考验，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这一次不会那么幸运了吧？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总是死里逃生，我是不是该像我爷爷那样认命，让死神无条件地把我带走？

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愿意想起，希望永远能够将它们遗忘，它们是我内心的一个个伤口，每次触碰它们，伤口都会流出鲜红的血，可它们却固执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像黑白电影一样回放着。

那年的大年初三深夜，天上下着微雨。我和战友任继锋骑着一辆摩托车去查岗，因为深夜马路上人迹稀少，摩托车开得飞快，结果不小心撞在了马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刹那，我的身体飞了起来，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完了！我的右脸着地，重重地砸在了三米多远的马路中间，觉得心脏刀扎般疼痛，一下就昏迷过去了。如果不是电影组的战士黄卫到老乡那里去玩，骑自行车回来，发现了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他们把我送到卫生队，我在昏迷中喃喃地叫着任继锋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现场，赶紧回去找，结果在马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任继锋。

后来我们都被送进了陆军179医院抢救。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手脚都打上了石膏，头脸上包着纱布。我的手脚都断了，好在内脏没有摔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我还活着，生命失而复得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但还是深深的后怕。战友任继锋却没有像我这样幸运，他的肝摔烂了，烂得像豆腐脑一样。他过了40多天才度过危险期，那时，他的爱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还和他爸爸一起从大连赶到广东的部队来。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活着，大家都说因为他曾经是飞行员，身体好，否则也就没命了。

可我没有那么想，我一直觉得有种意志在支撑着他活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就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总是在深夜时，听到楼下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惨叫声。那是我们部队的气象主任刘忠民，他得的是晚期的肺癌。听着他的惨叫，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工作也兢兢业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得了如此绝症，疼痛无情地折磨着他。我的脚好了些后，我会在深夜他痛苦惨叫时，躲过护士的眼睛，偷偷地到他的病房里看他。我拉着他的手，他瘦得像鸡骨爪般的手指死死地抓住我，手指甲抠进了我的皮肉里，那时，我和他一样痛苦绝望。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时还不如一只蚂蚁。

不久后的一天深夜，我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却听到了他爱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知道，刘忠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向了另外一条没有痛苦的道路。我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等我缓过神来，一拐一拐地走下去，正看着医院的护工把他的尸体推向太平间，他的爱人被两个部队家属搀扶着，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刘忠民的尸体被白色的尸布盖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的脸是不是很安详，他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的眼睛滚烫滚烫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死亡是那么的真实。

我来到了任继锋的病房，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睁着疲惫的眼睛望着我。我默默地坐在了他的面前，轻声说：“刘主任走了。”

他沙哑着声音说：“我知道了——”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手的温度。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他又说：“活着，真好！我们要珍惜！”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记忆起我的恩师朱克岩，不光是在这个暗夜，可现在对他的记忆犹为深重。和他认识是在1988年秋天《昆仑》杂志举办的上海笔会上，当时一起参加笔会的有裘山山等人，我记得他采摘一束束桂花送到女士们房间里的情景、他脸上祥和的笑容。他听说我在老部队的困境后，就想尽千方百计把我从西北部队调到了广州空军部队，然后又想方设法让我提干。他和林清亮、窦志先他们一样，对我恩重如山。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早离开人世，刚刚过完50岁的生日，刚刚把儿子送上大学，就发现肝癌晚期，不久就与世长辞。在他住院时，我去探望过他，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他一生老实厚道，为人仗义，有自己的文学梦想，可他还来不及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就永远闭上了慈爱的双眼……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着他化过妆的脸容，心情铅一般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再次相见，永别是多么地令人伤怀，欲哭无泪！某个清明节，我拎了一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来到他的坟前，把酒一点一滴地撒在墓碑上，把烟点燃一根一根地插在他的坟前……

…………

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在这个时候重现，意味着什么？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灵魂却在挣扎。

我还没有死，没有！老子还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可老板娘他们明明知道我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救我？

难道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又听到了轰隆隆石头滚落山谷的声音，从上面又滚落不少碎物，堆积在我的身体上，我的身体越压越紧，我获救的希望越来越小，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仿佛闻到了自己身体上散发出的死亡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