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艰难岁月故事多 买米运米情谊长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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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初三了，照样放农忙假。六零初四班的李吉吉，正在患疟疾，他拿着学校发的《农忙假劳动鉴定表》，回到东林老家。他的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双目失明，弟妹年幼，什么事都只有母亲一个人扛着。每到假期里，李吉吉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像一个劳动力那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他这时，身上时冷时热，头昏目眩的。生产队长叫他去栽秧子。他对队长说：“我身上冷，怕下不了田。”队长见他说话，上牙靠下牙的样子，就说：“病了？就休息两天嘛。”李吉吉说：“没，没关系；田里，我不行，就，就在地里干。”

一天，李吉吉在苞谷地里锄草，脑袋昏沉沉的，手上软得抬不起锄头，没有铲着草，却铲着了苞谷秧。社员见他偏偏倒倒的、喘成一堆，就扶他到桐子树下休息。他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缓过气来，又爬起来，参加劳动。母亲给他扯来草药，他就边服药边劳动。整个农忙假中，他没有耽误过一天。到开校时，他的病好了，但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生产队长很感动，在他的《鉴定表》上写道：“李吉吉同学，带病天天出工，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社员。”

苞谷成熟了，农村的饥饿有所缓解。学生伙食团，中午竟然有猪肉吃，学校采取同学排队打的办法，开始秩序井然，到后来，同学们见肉不多了，后面的队伍还长，出现了学生自己动手抓、抢的局面。工友和大部分同学，对这些同学厉声谴责，学生干部也出来维持秩序。工友大声说：“里面还有肉，没有端出来，人人有份！”局面才渐渐被控制下来。中午，六零四班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吃肉，我们班出现了四条“好汉”一位女“英雄”。

这是在讽刺这个班有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抓肉吃。班主任陈忠珩老师看见，扶了扶眼镜，问：“这是谁写的？”没有人回答。陈老师说：“敢于批评班上的不良现象，这是好事！我已经知道是哪四个男生和哪一个女生参加抓肉吃了。希望我们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好汉！那么多学生，大家都去抓、去抢，踩伤了人，踩死了人怎么办？革命纪律，比生命还重要。希望同学们切记！”

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四班的袁隆福对苏绍儒说：“肚子，饿来巴着背了，敢不敢，到我家去搞点吃的？”袁永林听见了说：“我们一同去。”苏绍儒小声说：“人多了不好。”袁隆福说：“我给你带点吃的来。”等到大家都睡着以后，袁永林负责放哨，苏绍儒和袁隆福就从鸡市巷的小门翻墙出去了。袁隆福的家在高滩，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先到袁永林家给他的父母说：“准备点吃的，等会儿，我们来拿，给袁永林带去。”然后他们到了袁隆福家。袁隆福的母亲见了，马上做了些苞谷粑，饱吃了一顿，又带了一些在身上，到袁永林家，拿好给袁永林准备的东西，大步往学校走来。到了鸡市巷，天还没有亮。他们翻墙入校，回到了寝室。

那时学生的伙食费虽然每月只有5元1角，李光玉家境贫寒，当时又不准农民搞任何副业，没有钱交伙食费，李光玉就和贫困家庭同学一起，搞勤工俭学。李光玉、周荣枝、罗翠云、曾桂莲、丁玉珍等同学，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到处找活干。他们捡过炭渣卖，到体育馆当过服务员，还割草卖。他们经常到井研人民医院旁的苗圃里去拔草。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拔一天草能挣到8角钱。中午饭，他们就靠找野菜、摘南瓜花，到农场员工的锅里煎来吃。一点油都没有，虽难下咽，也要咽下。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又把拔起来的草上的泥洗干净，卖给养牛场。每斤草卖0.8分钱。平均每天也能卖一两角钱。拔草，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实际也不容易，全天低着头，弯着腰，日晒雨淋不说；早上去干活的时时候，露水很大，手和脚上都被露水湿透；太阳晒时就发痒发痛，慢慢地变红、发肿、化脓、流黄水。这就是粪毒，奇痒难忍。

捡炭渣也不容易，学校和许多单位倒出的炭灰是不知被人翻检过多少次的了，捡炭渣必须弯着腰、弓着背、大睁着眼，一手刨，一手捡，常常是灰尘满面。特别是大热天，灰尘和各种臭味一起扑来，使人发呕。尤其刚倒出的煤炭灰，里面的炭渣多，虽然烫手，拣煤渣的同伴们都无暇顾及，蜂拥向前。不少人的手指头都烫起了泡。有时一天拣的炭渣能卖几分钱，多的时候，也有卖过一两角的。

有一次李光玉和周正才一起，在井研百货公司找到了运输的工作，把一批货有100多斤，用鸡公车运到千佛。他们推着鸡公车，“嘎咕嘎咕”地来回跑了40里地，得了5角钱。每人分了2角5分钱。他们回到学校，实在饿得难受，就相约跑到学校斜对门的“御和园”吃面，花了1角3分钱。一碗面哪能吃饱啊！他们就给服务员要面汤来兑着酱油和醋还放点红油辣椒一起喝。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他们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得服务员都不耐烦了，伸着舌头直摇头。周正才和李光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面馆，李光玉也记不清那天晚上喝了人家几碗面汤，换了几壶酱油瓶。为了节约开支，李光玉等同学，常常一起在研城居民家搭伙，他们还经常在家带辣椒面和盐合在一起下饭吃，有时花几分钱买一斤酱油兑水喝来填饱肚子。

苏绍儒回到家里，已经晚霞满天了，却不见自己的母亲。苏绍儒的父亲，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解放前就去世了。母亲把他们四弟兄拉扯大。上个月回家来，就见母亲得了肿病，走路都有些困难了。苏绍儒正要寻找自己的母亲，却见黄昏中的大路上，似乎有一个人在爬行。爬两步，又停一停。苏绍儒赶忙到大路上一看，爬行的人，正是她的母亲。苏绍儒大喊着“妈妈”，奔向前去。伏下身子，问：“妈，你怎么了！”他母亲伏在地上，喘着气说：“伙食团，今天，到公社，去，挑了点，米回来。我去吃了饭，走不动了，只得爬回来。”苏绍儒扶起妈妈说：“妈，我背你回家。”他母亲问：“你有气力背我？扶我回去吧。”苏绍儒也真的没有那样大的力量了，只好扶住母亲，一步一步地向家走去。

苏绍儒回到学校，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班主任陈忠珩老师，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等母亲病好了，再来上学。陈忠珩老师看过请假条说：“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你成绩不错，现在请假，怎么行呢！”苏绍儒说：“那，我的母亲怎么办？他不能行走，怎么活下去？”陈忠珩老师说：“你要另想办法。为了对你负责，我不能同意你请假。”无论苏绍儒怎么说，陈老师就是不准假。苏绍儒只好不办手续，挑着自己的行李辍学回家侍奉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一病不起，直到1961年6月去世了。苏绍儒就再也没有了复学读书的机会。

六零年四月，鲁近初又要离开家到井研中学去了。他的父亲鲁智仁拄着棍子，追到院子里，说：“在学校，还要更努力。不要想着家里，你管不了，想也是白想。”鲁近初看自己的父亲，这时已经患了鼻咽癌，脚已经肿了，说话有气无力的。就说：“爹，我晓得，你要保重。”鲁近初，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瘦削的脸上，骨头突起，看不出一点血色。心里非常难过。

离开了家，到了学校，鲁近初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面临初中毕业，他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和劳动，都必须积极带头。只有晚上睡在床上，才又想起了家里。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了，国家运粮食来了，每天可以吃上个“一二三”，没有粮食运到，就只有吃野菜，喝大锅清水汤。他最不放心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前教过书，写得一手好字。生活这样艰难，又患了重病，怎么熬啊！好不容易又到了1960年5月的归宿假。鲁近初步行四十多里，到了家里。走进院子，他的母亲周正芳一见到儿子就大哭起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鲁近初惊讶地问：“怎么了？”“你的爹，已经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鲁近初突然明白过来，声泪俱下：“爹，他埋在哪里？”“我领你去吧！”

鲁近初母子二人到了坟地，如血的夕阳下，一座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稀落落的浅草。娘母俩在坟前哀哀而哭。鲁近初问：“哪天死的？”“就在你走后十来天。”“怎么死得那样快？”他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讲起了他父亲死亡的经过：

那一天，他母亲周正芳出工去了，家里只有他父亲鲁智仁睡在床上。生产队长来到鲁家门口喊：“鲁智仁，你三天都不出工了，赶快拿起锄头，挖红苕厢去。怎么不答应！装死呀？”鲁智仁从床上爬起，扶着棍子，站在房门里说：“队长，我不行了，出不得工，请个假。”队长竟然说：“请假，不准！现在，哪个没有个脚肿头昏的！”鲁智仁说：“我患的是鼻咽癌，不是小病，说话都困难。”“赶快给老子拿起锄头走，装病，不走，谨防老子晚上开你的斗争会！”队长边说边跨上阶沿，伸手拉鲁智仁走，鲁智仁气得双手发抖，弯下腰拿起一把柴刀，说：“老子和你拼了！”队长见状，倒退了三步说：“鲁智仁，你敢造反！好好好！你等着，老子叫民兵来收拾你！”鲁智仁等队长出了院子，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就一手拄棍，一手拿刀，跪倒在祖宗牌位下说：“父亲、老爷，祖宗，不肖儿孙，没有办法活了！只有到阴间来伺候祖宗了！”说完，就挥刀向脖子上一勒，便倒在了血泊中。

等队长带领民兵来到鲁家屋里，见鲁智仁已经自杀，赶忙叫人去叫回周正芳。周正芳回家一看，人还有一口气，又赶忙叫人去喊回鲁近初的大哥，找医生治疗，过了三天，因为失血过多，医生也无力回天。鲁智仁死后，人们都没有力气做棺木，只好拆下家里的几个楼板，用竹篾捆成一个匣子，草草埋了。

临近初中毕业，鲁近初哪敢耽搁，第二天他就得去学校，离家时，他又到父亲的坟前去，对父亲说：“父亲大人，我知道你无法安息，我走了，我会更努力的！”

又是一个归宿假。母亲白翼坤给廖文刚说：“城里的粮食，要留着保证学生的供应，街居民都要到周坡去买米，你父亲和大哥都调到供销社去了，刚上班，不好请假，明天你和中伟一同去，有五十里路，来回一百里。”“买多少斤？”“这一个月只剩这三十斤了，全买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