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是非之地 (第2/2页)

说到“不愿转”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官本位”一词，“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而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

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地方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因此可以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数千年的封建社会。

而在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一些国家实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

“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

有的领导干部视国家和群众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国家、为群众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

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

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唯我独尊，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

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

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

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

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求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敢于革自己的命，而且还需要民众的觉醒、支持，不断施加外部压力，来促使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坚决打破背离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次，难在政府职能的厘清，存在着“不会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首先必须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搞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要将政府的各项职能科学合理地配置到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切实解决职能交叉、推诿扯皮和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使各级政府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真正知道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不仅要改善经济调节职能，严格市场监管职能，而且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职能。

再次，难在各项改革的配套，存在着“不能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有相应的承接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的相关职能。

同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统筹兼顾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需要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能够及时跟上。

还要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不仅要逐步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而且要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完善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使社会组织能够真正起到承载政府职能转移的作用。

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步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诚然，在国家层面的带头示范下，以及国家层面对地方各级政府三令五申，以少有的严厉态度要求其必须执行相关的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使得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改革方案要求的政企分开，在一些沿海地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又比如要求政府只负责调控市场，强调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而主要由市场引导企业，各地政府也已经在进行有益的探索；

在建设、经营和管制地方性公共基础设施的职能方面，也开始逐步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规划和环境保护职能也相继受到高度重视；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努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文霆清醒的认识到，如今的政府职能转变其实还远远没有到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

具体表现在：一是宏观调控体系还需要改善，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仍显过多，投资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一些领域的审批事项程序繁琐、办事效率低下，还存在变相设置审批事项的现象。

二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较弱，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重管理轻服务的情况还较为普遍，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突出。

三是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还不完善，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力度不够，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治理。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突出，一些政府部门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权力过于集中，同时承担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仍然十分重要而紧迫。

到政管办上班的第一天，胡文霆就在翻阅相关文件，以及对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深度思考当中，最终胡文霆苦笑着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看来这地方又是一个是非之地，因其涉及到的利益太多，自己今后开展工作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也必定会得罪相当一部分人。

如果自己真想着力干几件实事，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马上又会成为政府大院内，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之一。”

随即胡文霆又燃起了熊熊的斗志，他对自己鼓励道，勇敢是一种斗争精神，面对邪恶、困难，一个勇敢者必须毫不畏惧地去斗争，去拼搏；勇敢是一种创造精神，面对未来、希望，一个勇敢者必须毫不退避地去创造，去开拓；勇敢是一种牺牲精神，为了正义、真理，一个勇敢者必须毫不犹豫地去牺牲，去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