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偷红薯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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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平原上有个程庄。庄上有四百多口人。大部分人家是程姓,只有几户是杂姓。这杂姓中大部分人家有近门,唯有汪姓家是单门独户。庄上分四大门。庄西面一门俗称“西头”;庄当间那门俗称“高沿”,路南人家是杂姓,俗称“杂门”,东头人家称“东头”。“西头”人头旺,辈分低。白胡子老头就得喊“东头”的小孩“爷”。因此,“西头人”好跟“东头人”打渣子——开玩笑,该喊“爷”的却叫“哥”。农村办红白事得人多,单户办不起来,“杂门”就联合起来办。
程庄东头是片高岗地,一条赶集小路从岗上通往百史集。逢集日,赶集的人像一溜水,日久把小路踩得明油油的。
庄西是辽阔的田野。两条土路往西延伸。参天的杨树立在路两边。路面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下透雨时,泥踩不到底;路面干燥时,车辙梗硬得像碗渣;辙有脚脖深,一脚踩进去能崴断脚脖子。世世代代的程庄人走在这土路上,在这土地上春种秋收,靠它繁衍生息。
庄南有条河。河两岸杨柳成行。夏天,河水清清,水草萋萋,鸭鹅戏水,鱼儿戏草。晌午,河北沿的树下是吃饭场。人们在这天南海北地喷;入夜,把河沿扫得干干净净;男人们跳河里洗澡,铺张凉席在树下,躺席上,在晚风的吹拂下,安然入睡。就连大闺女、小媳妇,也要找个背静的地方洗澡。
庄北有口井,井沿有棵大柳树,枝繁叶茂。树冠如伞,盖严了井。夏天,井里的凉气滋滋往上冒进柳树荫。树外热如火,柳树下却凉快如春天。有人把一段木头掏空心——程庄人叫它“梆子”。在两头绑两根细绳,把它吊到井里。行人渴了,累了,到柳树下,拔出来凉水喝,然后坐在柳树下,歇歇脚,再赶路。
1958年,县里搞浮夸,放“高产卫星”,说“小麦亩产7320斤”。生产队打的粮不够交公粮。县里又搞“冒进',说“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不让社员“开小灶”,没收了铁器炼钢铁。社员吃“大食堂”,每人每天吃几两熟红薯。村里饿死了不少人。
这天,喝罢汤。在程庄南三间草房当门里,这家主人汪善坐在一个小板上,勾着头,唉声叹气。他媳子坐在一个蒲团上,盘着腿,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奄奄一息。
一阵风吹进当门,放在后墙土条几上的煤油灯扑闪几下,没有灭。女人看一眼灯,叹一声,看看男人,说:“宏泰他大,你得想个办法呀,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啊!”汪善也叹一声说:“有啥办法呢?”女人想了一会儿说:“听说有人去庄东头地里偷扒红薯,你也去偷扒几块,我吃了补补奶水叫孩子吃。”汪善没吭声,又低下头。女人说:“你说话啊?”汪善说:“要是被干部逮住了咋办啊?”女人说:“万一逮不住,咱孩子不是有救了吗!那是儿的命啊!”男人想了想说:“中!也只能去偷了。”
汪善挎个半截口袋出了门。女人把小孩放床上,撵出来,说:“扒几块,就回来。”男人说;“我知道。”他走出当院、大门楼,沿着路边往村外走。女人回屋关上门,叹一声,把灯端到里面的床头柜上,坐床上,盖住腿脚,纳鞋底。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消瘦的脸。
汪善走到庄东头,看着黑乎乎的红薯地,不敢下地。他走进一片老坟地,蹲会儿,听四下无动静,站起来,心跳着下了地。他轻抬脚、慢落下,一点一点往前走,走不远,蹲下身,正要偷呢,忽然觉得这儿离路近、万一路上走人容易被发现,于是便又站起来,踮着脚尖走到地中间,蹲下身,又下意识地朝四下轮几眼,这才摸着鼓堆大的红薯棵抠起来。他扣了一小半袋子红薯,怕万一此时来人,便站起来,背着袋子,蹚着红薯秧,往外走。
突然,“唿隆”一声。汪善吓得心狂跳,赶紧趴下,抬着头,瞪着眼,屏着息,支着耳朵听。他听见那声音渐渐远去了,停会儿,听不到声音了,这才明白是自己刚才把兔子惊起来了。他又慢慢爬起来,背起袋子,蹚出红薯地。
他沿着墙根走到井沿的路上时,突然,一道手电灯光从路西的岗上射在他身上——巡逻的队委会干部发现了他——汪善吓得脸煞白,愣住了。队长大声责问;“你背的啥?”汪善颤栗着说:“我......”队长走过去,摸摸口袋,知道是偷的红薯,有心放他,怎奈是官场,不敢放,便怒道;“你咋干这事呀!”汪善噗通跪下了,哀求道;“俺孩......”。
话还没说完,又一道手电灯光从路北照在汪善身上。众人扭头看去,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程鹏从大队部回来了。队长心里一紧,原想着罚汪善点劳役、工分就行了,看来现在是不行了,为汪善捏把汗。书记走过去踢踢红薯袋子,一切都明白了,冷笑着哼了一声,看着民兵连长说:”把他押送到大队部、明天再处理。”民兵连长把他押送到大队部、交给值班的治安主任后回家了。治安主任把他关进小黑屋。
众干部各自回了家,队长跑到汪善家,敲着堂屋门。汪善妻子以为男人回来了,赶紧扔了鞋底,跳下床,开了门,一见是队长,顿时傻眼了。队长说:“汪善被抓走了。”汪善妻子顿时吓得脸煞白、一屁股蹾地上,发会儿呆,喃喃道:“都是我害了他,我咋鬼迷心窍,突然想起来叫他偷红薯呢?”队长叹一声,拉上门,回家了。汪善妻子呆坐在那,一夜没合眼。昏黄的灯光照在她顿显苍老的半边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