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章 轰炸惨案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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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七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

自此，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与此同时，日本处于对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问题的考虑，被迫调整了侵华政策。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在正面战场想要取得胜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所以为了更好的达成侵略目的，他们将主要的兵力放在了敌后战场，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

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单独打败日本的责任。

民国二十七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

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直接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对中国抗战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次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党籍、撒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

但是一直作为二把手的汪贼心不死，仍然试图通敌卖国。

民国二十八年5月31日，汪与日本商定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

民国二十八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进攻。

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民国二十八年12月30日，汪在上海与日方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协议》。

同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因法西斯国家进攻迅速，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薛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日本分别于民国二十八年和民国二十九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

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将军殉国。

民国二十九年3月30日，原国民党副总裁汪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

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薛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激活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

自从大公报重庆刊的建立与发展，大公报在新闻业务上的熟练度也越来越高。

报社内除了范文林、李天峰、柳高艺和顾恺之以外，其他的记者也开始独挑大梁了。

在对他们的专业能力进行考核之后，范文林带着邓思、国茂实等新记者前往了战场，并在战场上给他们讲解了一名专业的战地记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公报重庆刊唯一的女记者，叶雨安也跟着范文林一起上了战场，并且在战场上面的表现不比邓思等人差。

经过了战场的洗礼之后，几人算是成为了一名真真正正的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