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江右大儒——罗钦顺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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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人,哲学家,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隐居乡里专心研究理学。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着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
罗钦顺,出身仕宦门第,自幼聪颖尚学,高中探花后,初授翰林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国子监祭酒章懋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不久,奉亲归里,因罗钦顺为人正直,请假养亲时,触怒宦官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
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又改礼部尚书,刚好奔丧在家没有赴任,再起礼部尚书,辞不就职,又改吏部尚书,又辞不赴任,朝廷下诏敦促。
罗钦顺为官时,严于职守,勤于政事,曾受到孝宗、武宗的赏识和百姓的爱戴,但却遭到权贵张聪、桂萼的忌恨。他们在政治上培植私党,排斥异己,正直的人得不到任用,罗钦顺总感到壮志难酬,怀才不遇,本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为国为民多做点事情,可朝廷腐败,宦官篡权乱政,权贵为非作歹。
罗钦顺耻与之同朝做官,便辞职返乡,回家后很少和人来往,杜绝门徒,一人独居,澹泊自持,不为世累。居家二十余年,脚不入城市,每天早起穿戴整齐,即到学古楼看书,专心致志研究哲学。早年在京做官时,曾与僧人交往,相信佛学,后在长期的学习钻研和比较中,终于抛弃佛学,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理气学说。当时王守仁的唯心主义“心学”流行一时,很多人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学”,罗钦顺持批评态度,给王守仁写信予以反驳,王守仁回信答辩,两人反复书信往来,互相辩驳,直到王守仁去世。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与地位。罗钦顺认为佛家与“吾儒”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性”理解不同,佛教唯识宗将“八识“中的阿赖耶识视为永恒不变的本体,而且以本体为真,以现象为妄,罗钦顺认为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穷究性理之学,‘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不同意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但仍接受程朱理学‘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
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态度是批判,对于程朱理学,罗钦顺的态度是部分扬弃,用理气为一物修正了朱熹理气二分的理气论。罗钦顺认为气有聚散,聚散之理就在其中,并不是超乎气之聚散之上另有聚散之理,对于理事关系,程朱理学的意思是“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罗钦顺则认为“理在事中”。
罗钦顺晚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继承、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主张“资于外求”,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明中期许多学者,都曾与罗钦顺通信讨论过学术问题,从《困知记》附录的记载来看,包括王阳明在内共有二十余位与钦顺有过书面交流。王阳明和罗钦顺在不少学术观点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也曾在“良知”、“格物”等问题上和罗钦顺辩论过,并特着《辨整庵困知记》以反诘罗钦顺的见解。
罗钦顺的思想还远传日本,影响了日本德川时代一些着名哲人的思想,如贝原益轩说:“罗整庵以理一分殊说性,而不分天地气质,虽与先正之说稍异,可谓有所发明也,盖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禀受者皆一也。气质者分殊也,众人所禀各不同,罗氏此论后出者,可谓巧也。...罗整庵立理一分殊说,是简要之言,不要分析而发明性字。愚谓性者一而已矣,不可分天地,气质之性为二。”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罗钦顺“大有功于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