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劝帝贤明——丘濬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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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字仲深，琼山人，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过目成诵，史称“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他做官后长期从事编纂工作，曾参与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他自称“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他虽多年“皆司文墨”，但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丘濬，在明朝宰辅中以“博极群书”着称，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称他为“当代通儒”，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以至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一生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医学、戏剧等方面，他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要早180年，《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丘濬善为南曲，剧作《五伦全备记》当时颇有影响，其诗法度严谨，风格典雅。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赴京参加会试，不第，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书成后被代宗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

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丘濬认为真德秀着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孝宗继位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的事务。

《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便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着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着作，其史学着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着书立说，为世人敬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