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成都片刻破,益州刀兵歇终 (第2/2页)

亦即：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是故，梁启超先生才会如此推崇东汉的道德底线。

同理，公孙瓒为故主不惜背井离乡远行护送，才会广受好评。

而到了汉末，情况又发生了些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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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诸侯割据之故，二重君主观渐渐转变为，效忠主公在前，效忠天子在后。

最典型例子，当属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

因此，关公得以忠义而称于世。

对于益州刘璋一众僚属的行为…

云某便以刘虞和田畴主臣为例，为诸君详细解释一番汉末士人们的行为逻辑吧。

关于刘帮主和关公的小摩擦，咱们后面再继续聊。

田畴是汉末群雄之一。

其人早年割据河北，多次拒绝袁绍招募；

直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才率领宗族归附。

然而田畴在委质曹操之后，却始终拒绝曹氏的加官封赏，乃至激怒曹操，讽喻群臣弹劾田畴。

彼时荀彧曾替田畴求情，而荀彧又死于汉廷魏国（213-220）建立之前。

可知曹操封赏的，一定是汉廷官职，而不是魏国官职；

因此，田畴在法理上并无拒绝的必要。

同时，田畴的个人特质，又与同卷人物格格不入。

田畴被收录于《魏书十一》，该卷性质为“逸民传”，所谓逸民，即拒绝招募，隐逸山野的高士。

从该卷的其余传主（袁涣、张范、凉茂、邴原等人）的记载来看，他们所拒绝的，均是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公孙度等地方割据者，最终却均归曹氏，可以说，这很符合曹魏的主流价值观。

唯有田畴，拒绝的是曹操的封赏，是《卷十一》中唯一的异类。

所以，田畴的行为逻辑，便与益州士人们极为相似，尽管二者间的经历可谓南辕北辙。

也就是说，其人实则深受“二重君主观”影响。

因为田畴辞封的首要原因，在于心系刘虞，与“忠于汉室”反倒关系有限。

益州那些士人们，不也同样如此？

从“受命入长安朝觐”的事件中，可以充分体现田畴的价值观。

田畴深受其故主刘虞的影响。

但二者又有明显不同。

幽州牧刘虞虽然自诩忠良，但行事却比较分裂，或者说首鼠两端。

他一方面派遣田畴去长安给献帝朝贡，大表忠心；

另一方面又与河北的叛军头子袁绍、韩馥等人沆瀣一气，甚至充当该集团的名义首脑。

按初平二年（191）袁绍拥立刘虞称帝的记载，在刘虞死前（193），关中与关东各拥天子，关东立刘虞而关中立刘协，实际恢复了东周初期的“二王并立”格局。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魏书武帝纪》

虽然诸书皆称，刘虞对帝号“辞而不受”，实际他却始终与袁绍等人“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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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袁绍也一直借着刘虞“录尚书事”（即总揽朝政）的名义，为幕僚“擅署爵位”，乃至被吕布讥笑，认为这些伪职“不足贵也”。

（袁绍）推虞为帝。遣使诣虞，（刘）虞终不肯受，然犹与（袁）绍等连和。--《魏书公孙瓒传》

（吕布）轻傲（袁）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英雄记》

田畴则与刘虞不同。

他受命朝觐天子，从幽州至长安，战火连绵，横绝千里，万死一生。

且因为路途断绝（时函谷关与武关均被封锁），还不得不绕道朔方（属并州，今内蒙河套地区，也就是说，田畴为觐见天子，不惜绕了个几字形）。

（田）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使）命。--《魏书田畴传》

田畴出发时“年二十二”，归来时“刘虞已死”。

可知其朝圣之旅，花费了足足三年（191-193）。

盘踞长安的关中诸将，命三公并征田畴，田畴皆辞不受，一心返回幽州，向刘虞复命。

（长安）朝廷高其义。三府并辟，（田畴）皆不就。--《魏书田畴传》

从该事件不难看出，田畴具备强烈的忠君思维，而且带有典型的“二重君主观”特征。

亦即云某此前所言：

效忠直属上司在前，效忠朝廷在后。

田畴在东汉末期，属于“门阀割据者”中的异类。

田氏是河北大族（直至今日亦如此，与刘帮主交好的田豫是田畴族人）。

田畴年轻时便被州牧刘虞征召为“州从事”（高级佐吏），从“年二十二”的记载看，彼时他刚刚成年（东汉称其为及冠）。

按汉末制度，州郡吏员均由地方豪右充任；

田畴又“好读书击剑”，与清河豪族崔琰相似，可知是地方门阀无疑。

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好读书，善击剑……（刘）虞乃备礼请与相见，大悦之，遂署为（州）从事。--《魏书田畴传》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魏书崔琰传》

田畴在从长安返回幽州，怒斥公孙瓒（杀害刘虞的主谋）时，曾经提到公孙氏“灭无罪之君，雠守义之臣”。

（公孙）将军方举大事以求所欲，既灭无罪之君，又雠守义之臣，诚行此事，则燕、赵之士将皆蹈东海而死耳！--《魏书田畴传》

“无罪之君”说的是刘虞，“守义之臣”说的是常山国相孙瑾、副官张逸、张瓒，他们也是地方门阀，被公孙瓒诛杀。

按照东汉传统，二张定是常山郡望无疑。

（刘）虞之见杀，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与就虞，骂（公孙）瓒极口，然后同死。--《英雄记》

从此事中，不难看出田畴对门阀阶级的亲近态度。

不久之后，田畴带领宗族百余人，逃到徐无山中割据。

数年间，聚众五千余家，遂自立律令，制订诉讼、婚姻、盗贼之法，实际在山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数年间至五千馀家。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魏书田畴传》

在这一点上，田畴与割据广陵的部曲帅陈登有些类似。

但不同点在于，陈登是有心称霸徐州、与江东抗衡的豪杰，而田畴偏文教、和平，且其人割据山中，偏安于一隅。

田畴的王国虽小，影响却不小；

其不仅威震群狄，甚至惊动袁绍，遣使赐给“将军印绶”。

当然，大约是因为“擅署不足贵”的缘故，田畴拒绝了袁绍的招揽。

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田畴）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魏书田畴传》

类似的割据者，被统称为“部曲帅”；

在南方被称作“宗部”或“山越”，按唐长孺考证，田畴这种割据者，比较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山胡”。

实际上他（田畴）就是个宗帅。

只是北边虽有匈奴、鲜卑、乌丸，却与汉人有显着的区别，而无终山又并非边境各族所居之地，所以田畴没被称为“山胡”而已。--《宗部与山越的关系》

只不过后来田畴率部出山，并最终投靠曹操，被美化为“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因此才没被归入蛮夷之列。

（田）畴即受署，陈建攻胡（三郡乌丸）蹊路所由，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先贤行状》

此处需要注意，在中原政权的语境下，只有四方蛮夷才需要“向化”。

从该措辞不难看出，在曹操眼中，田畴不过是个“保山为寇”的蛮夷。

但田畴从未将自己视作蛮夷，他还愤恨“乌丸杀其郡中冠盖，常欲复仇”。

所谓冠盖，即大姓豪右。

足见田畴本人，始终以门阀自诩。

（田）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右北平）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魏书田畴传》

换言之，田畴将自己视作知书守礼的名士；

虽然在曹操眼中，田畴不过是个山胡头子。

因此，田畴在归附曹操之后，敢于摆名士派头儿，拒绝敕封，乃至“以死自誓”。

（曹操）于是乃复以前爵封畴。（田）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魏书田畴传》

但在曹操眼中，田畴不过是个边地宗帅，还一度沦为“山胡”，给他封官儿，是赏了他城门大的脸面；

因此，其人才会在田畴辞封之后，大骂“成一人之志，亏王法大节”，乃至要给田畴治罪。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从田畴本人的履历（大姓沦为山胡）来看，曹操对田畴的定位，恐怕与田畴本人对自己的定位相差较远。

另一方面看，田畴曾受刘虞厚恩，在二重君主观的影响下，始终将刘虞视作故主，乃至可以说出“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看书溂

这种行为，与关羽身在曹营，而自诩“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有着惊人般相似。

（田畴）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魏书田畴传》

（关）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蜀书关羽传》

可见田畴颇具几分“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雄豪气概。

田畴辞封，恐怕更多在于托命刘虞，并非纯粹抵触曹操。

而且田氏全族三百余口赴邺县为质，他也不具备反抗的条件。

（田）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馀家居邺。--《魏书田畴传》

按荀彧卒年（212）来看，田畴辞封，必在曹操自领魏公之前。

彼时汉魏嬗代的大幕，尚未公开、正式开启。

因此，田畴辞封，与心存汉室无关。

陈寿在《逸民传》末尾赞语处，对田畴的盖棺论定，仅有寥寥四字，即“田畴抗节”。

田畴抗节。--《魏书田畴传》

这与同传袁涣、邴原、凉茂、国渊的“躬履清蹈”，王修的“忠贞”、管宁的“高尚”完全不同。

这也是《魏书十一》诸多传主中的唯一例外。

当然，从中立视角看，该卷其余诸人，名为不与世事，其实最终都走上了功名利禄的道路，是沽名钓誉的“假逸民”；

唯有田畴，辞官不受，抗节不屈，是名副其实的“真逸民”。

陈寿先生惜墨如金，见微知着。

“抗节”二字，精辟悠长，令人读之而拍案叫绝，品之而回味无穷。

由田畴对比益州士人，除严颜、张任等寥寥数人之外，余者皆蝇营狗苟之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