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劝降东州人,忠义巴蜀君下 (第2/2页)
雒城，是广汉郡治所所在地，地位大约相当于后世省城。
尽管秦汉的郡大小不一。
由于赵韪只知刘璋使臣前来，而不知赵旻今日同样骤然杀到，故而其人将姿态拿捏得十足，并未出城相迎。
也因此，当其人听掾属来报，称卫将军已至衙外之时…
赵韪的心情，便可想而知。
其人丝毫不敢怠慢…
可怜赵韪虽已年近花甲，此刻却犹似年轻人一般，三步并作两步冲向衙署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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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作者题外话】：说客的“说”，读作“shui”，诸君千万别念错。
除小学生们外，人所共知，豪族大姓是统治中古时代的中坚力量。
而中古时代之肇始，便是汉末。
“豪族”的称谓极多，有豪右、豪人、大姓、强宗、士族、世家等等。
据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引用毛汉光的统计，至少有二十七种。
注意：具体数字，详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词汇出现频率，见仇鹿鸣《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咱们借东州人的问题，来聊一聊两汉察举制以及魏晋九品官人法下，侨寓豪族的着籍问题。
注意：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九品官人法上承察举制，下启科举制，其涵盖面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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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豪族的籍贯，也作“族望”或“郡望”，是中古时代的重要标签。
按纪传体史书的书写方式，列传开篇，必然将传主的姓名、表字与郡望并称，难见例外。
便连《三国演义》之中，名将们名士们，在自报家门之时，也概莫能外。
其中最有名者，大概为“我乃常山赵子龙也”。
在两汉魏晋时代，“郡望”与“出仕”密切相关。
因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的“乡论”还是魏晋九品制的“簿阀”，都与族望挂钩。
这里需要注意，自黄初元年（220）曹丕推行九品官人法后，察举制度便日趋式微，但它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与九品制并行。
当然，彼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九品官人法。
察举制的选举权，控制在朝廷公卿与地方郡县长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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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九品制的选举权，则控制在大中正（也叫州中正）手中。
当然，在彼时闭塞的舆论环境下，即使是中央征召，也依然离不开地方推荐。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一个特殊现象：
如果士人因为战乱而迁徙外地，那他们便很难再得到出仕机会。
即使通过攀缘权门谋得一官半职，也往往被当地豪族鄙视，甚至不被承认仕宦身份。
由是推之，背井离乡的东州人，心里有多苦，可想而知。
典型例证就是曹魏的“丑侯”吴质。
按谥法，怙威肆行曰丑，直译就是“狗仗人势”，隐喻吴质在曹丕的宠爱下胡作非为，到处得罪人。
此外，吴质还有个隐藏身份，此事涉及到曹魏三祖（魏武、魏文、魏明祖孙三代）、及其后宫的丑闻。
呵呵，此事之爆炸程度、香艳程度，毫不逊于后世的“艳x门”、“海天盛筵”，而且…有明确史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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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正史比演义，要有趣一千倍！
咳咳，咱们别扯远，继续言归正传。
吴质死后，魏朝官员落井下石，给他定了一个恶谥。
吴氏后人前后奔走二十余年（230-254），才将“丑侯”改为“威侯”。
（吴）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吴）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吴质别传》
吴质不仅是死后遭殃，他在生前也被本籍耆老（在汉魏专指郡望）所鄙视。
吴质出身兖州济阴郡，按记载，吴氏在济阴为“单家”（非贫民，而是门第较低的士族。汉魏晋语境中，寒门、单家、庶族皆士族），靠攀缘权门发迹，不与乡里往来。
（吴）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魏略》
所谓“单家”，即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户，与“强宗”（即郡望）相对。
吴质的发迹，始自其与曹丕等贵戚子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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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他“不与乡里相沉浮”，最终尽管做了大官，在“乡论”中的地位却依然极低。
故（吴质）虽已出官，本国（指吴质的本籍）犹不与之士名。--《魏略》
换句话说，官至镇北将军（《晋书》作镇北将军，《魏书》作振威将军）的吴质，在兖州豪门看来，是没有资格得到“士名”的；
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
按曹魏制度，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掌握冀州、幽州、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
由此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权倾朝野。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为乡里所饶”，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称“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
（吴质）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魏略》
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四友”（另外三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都不是啥好鸟），尚且被如此对待；
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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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一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二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一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
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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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
但这与籍贯、制度无关，而涉及到统治者的立场问题。
除依附于军阀之外，流寓士人还可以通过改易籍贯，来获取正常出仕的方式。
这是察举制与九品制导致的另一个结果。
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意：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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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四人的后裔，却无一例外都“着籍丹阳”（今镇江、南京一带，属扬州刺史部），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东晋建康，六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他们实属无奈。
综上所述。
益州的东州人，因背井离乡，而无法依靠乡里推举、乡论评价这一正途出仕，所以他们心中实则极不踏实。
赵旻承诺可为他们解决这一难题，尤其是乡论这一块，他们不对此感恩戴德才怪！
大而论之，豪族问题，是一个相当宽泛且驳杂的领域。
如果单纯以“地方强宗”为线索，那它无疑贯彻二十五朝，甚至今日影响犹在。
但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
在汉末魏晋语境之中，庶族、寒门和单家都是士族，而汉末是中古时代的肇始，其社会主流阶级，正是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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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汉末魏晋，都是全民文盲。
士族正因为垄断了知识，才最终成长为“门阀”。
这种事在我们后世人看来，固然是一种退步和禁锢；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分析，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期，这都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而且，正因为汉末新兴武人阶层，与传统士族之间产生了种种摩擦，方才有了浓墨重彩、璀璨绚丽的三国百年历史。
正如陨石在进入大气层后会变成流星一般。
虽然，它的宿命是归于沉寂、消失无踪。
然而，其在摩擦的过程中，是何等绚烂夺目！又是何等悲壮！
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