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百骑入沔阳,顺流渡汉江中 (第2/2页)
荀攸改版后的计策，类似于吕蒙白衣渡江之计。
赵旻要做的，是趁夜色掩护顺流至南郑城。
【作者题外话】：这一章几乎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总之，曹老板没有把握住赵韪作乱的良机收回益州，委实是一大败笔。
因为汉中的所谓“鬼卒”，战斗力确实严重不足。
张鲁、刘璋他们仗着蜀道险峻而偏安一隅，能有多少实力？
这一章，咱们聊一聊吕蒙…
罢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季汉无史官之事。
以后再说吕蒙。
史书的修撰，既受时代背景的约束，也掺杂了修史者的个人情感。
因此，史官对史料的运用，需要慎之又慎。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不记录人事），灾异靡书（不记录灾异）。--《蜀书后主传》
此话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蜀汉不设史官，因此导致史料记录残缺不全；
也侧面解释了《蜀书》篇幅短于《魏书》与《吴书》的原因。
注意：《魏书》共三十卷，《吴书》共二十卷，而《蜀书》……
仅十五卷。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三国志》，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比如《后主传》曾提到“景耀三年，史官言景星见”；
此事明确使用了“史官”二字。
《蜀书》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可见“国不置史”是假，“灾异靡书”也不为真。
那么问题来了…
陈寿为何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呢？
我们先来看“国不置史”。
“史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一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
史官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历法制定、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工作内容涉及到“历史记录”者，彼时有太史系统、东观系统、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
东观与兰台，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
秘书系统出现较晚，东汉初设旋废，至魏文帝时，始重新设立。
由于《三国志》中没有“职官志”或“百官志”，因此想要复原魏、蜀、吴三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
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晋书》、《宋书》、《通典》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
换言之，“国不置史”的解释，并非仅有一种。
如果以“史”的字面意思推断，陈寿所谓的“国不置史”，有可能是指“太史”。
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也兼顾符瑞谶纬一类的政治预言。
本书中刘艾的政治盟友王立，便是太史令。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续汉书百官志》
比如兴平二年（195）献帝东奔，王立便用“太白犯牛斗，荧惑守北河”等说辞，劝刘协改易道路。
太白即金星，荧惑即火星，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张璠《汉纪》
建安元年（196）曹操领兵入洛，迁都许县。
王立又说“金火交会，革命之象”。
（王）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张璠《汉纪》
可见太史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其实更接近天官、历官。
汉延康元年（220），东汉太史丞许芝，也曾用“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等符瑞谶纬之辞，劝曹丕代汉自立。
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着明者也。”--《献帝传》
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更需要兼顾星象、历法、谶纬等内容。
不过从可见史料看，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蜀书》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
比如景耀元年（258），成都观测到景星；
再比如延熙十四年（251），费祎自汉中还成都，术士表示“都邑中无宰相位”等等。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蜀书后主传》
（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蜀书费祎传》
术数理论中，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所谓“无宰相位”无疑也与天象有关。
至于“灾异”的相关记载，在裴松之的校补引注中也颇有涉及，可见亦有相关的原始资料。
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汉晋春秋》
由此可知，蜀汉政权中明显存在天官与历官…
“国不置史”的可信度有多少，不言而喻。
再来看蜀汉“注记无官”。
陈寿曾提到蜀汉“注记无官”。
即负责“实录”或“起居注”工作的史官，是不存在的。
实际情况，却也并非如此。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陈寿本人的仕宦履历。
《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这是负责管理皇室文书档案的职位。
（陈寿）初应州命，卫将军（指姜维）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大同后（指天下统一），察孝廉，为本郡（指巴西郡）中正。--《华阳国志》
东观是一所位于洛阳南宫的文化机构，负责贮藏档案、典校文书，后来演化为宫廷典籍管理处的代名词。
东汉初年，班固曾在东观撰写《汉书》，同时着手修撰东汉国史《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的修订工作，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
文豪蔡邕曾负责其收尾工作，结果因为党附董卓而被王允处死（192），大业未竟，遗恨千古。
伪君子王允老贼，可恨可恨！
（蔡）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王允）收（蔡邕）付廷尉治罪。--《后汉书蔡邕传》
按《华阳国志》的行文顺序，陈寿出任东观秘书郎，事在姜维主政时期。
换言之，陈寿出任的乃是蜀汉的史官。
东观与兰台，作为掌管一手资料的档案文库，必然充斥着各类原始资料。
实际就《蜀书》的撰写方式，可以清楚看到：
蜀汉早期人物事迹详实（关张马黄赵）；
晚期人物一笔掠过（吴壹、吴班）甚至匿而不表（句（gou）扶、高翔）。
考虑到关、张等人的活跃时期，与陈寿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
陈寿能够清楚记录他们的事迹，无疑说明蜀汉留有丰富的一手或二手史料，可供史官参考。
吴平后，（陈）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华阳国志》
陈寿既然能够“鸠合”三国史，那他修史时便“必有所本”。
王沈《魏书》、韦曜《吴书》无疑在其中。
照此推断，《蜀书》的修订，也必然有现成的参考资料。
那是否能够这样假设：
即蜀汉虽然有太史、东观系统，但太史只负责星象灾异的记录，东观只负责原始档案的保管，却没有相应的注记官呢？
这个猜想也不对。
蜀汉景耀三年（260）与四年（261），刘禅曾主持“英烈追尊活动”，给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赵云等人追谥号。
（景耀）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蜀书后主传》
按蜀汉灭亡于景耀六年（263）的历史背景看，刘禅此举，无疑是蜀汉崩溃前夜的一次“文化凝聚运动”；
但也能侧面说明，蜀汉存在注记官与文书官。
理由很简单，谥号是帝王将相的盖棺论定，追何种谥号、取何种字样、给予何种评价，均需要以人物的生平事迹做考量。
比如关羽的“壮缪”谥号，亦褒亦贬，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撑，是不可能给出如此精确的字眼的。
追谥（关）羽曰壮缪侯。--《蜀书关羽传》
注意：壮通庄，为美谥。
屡行征伐曰庄，兵甲亟作曰庄。
缪为恶谥，名与实爽曰缪，即名实相悖。
关公晚年确实昏悖，影响了其人的总体评价。
不难想象，陈寿所在的东观系统，必然深度参与了此次追谥运动。
因此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一员，却信口胡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所以，这个问题…
很严重啊！
陈寿为何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咱们下一章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