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章 新春大典启,数月无戎机终 (第2/2页)
那么在此之后，荆州治所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呢？
王叡死后，汉廷遣北军中候刘表为继任荆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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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的荆州已经乱套。
长江以南“宗贼大盛”，袁术与孙坚又“阻兵作乱”。
因此刘表无力渡江，只得将荆州的治所设在江北的襄阳县。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南阳郡最北端），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战略》
（刘）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后汉书刘表传》
换言之，荆州的刺史治，最初设在武陵汉寿；
中平末年（187-190）被王叡迁至南郡江陵；
初平初年（190）又被刘表迁至南郡襄阳。
赤壁之战以后（208），南郡一分为二。
江北属曹魏，江南属孙刘，由周瑜出任该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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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拜（周）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吴书周瑜传》
周瑜死后（210），刘备进驻南郡，自称荆州牧，治公安。
公安县在江陵县南的油江口，本是刘备的临时扎营地区。
据说取“刘公安营处”而得名。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江表传》
关羽镇守荆州时，曾大力增设江陵与公安两县的城防，因此曹魏与孙吴一致认为“荆州坚城唯二”。
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关）羽失二城，必自奔走。”--《魏书董昭传》
不过随着南郡守将糜芳与公安守将士仁的叛变（219），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土地，也彻底化作乌有。
襄阳本是南郡的下辖县，后来被升格为郡。
目前可见的所有史料，均表示襄阳郡是建安十三年（208）由曹操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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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云某颇持怀疑态度，仅就此问题谈一谈个人看法，权作抛砖引玉。
《晋书》、《水经注》、《一统志》均称襄阳是曹操南征荆州时所设，从《三国志》来看，这种说法确实存在一定道理。
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水经沔水注》
《关羽传》亦记载，赤壁之战后，刘备封关羽为襄阳太守。
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蜀书关羽传》
襄阳在江北，彼时处于曹魏控制下，关羽的“襄阳太守”当然只是虚封。
但“太守”是郡之长官，可知赤壁之战以后，襄阳确实已经从县升格为郡。
问题在于，襄阳升格为郡，到底是不是始于曹操？
从蔡瑁的相关记载看，襄阳的行政区划改易，有可能始于刘表。
蔡瑁是南郡襄阳县人，但他的仕宦履历比较特殊，历任江夏、南郡、章陵三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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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襄阳耆旧传》
彼时有任官避籍制度，称作“三互法”（见《后汉书蔡邕传》）。
按制度要求，本郡人不能出任本郡太守，本州人也不能出任本州刺史。
照此而论，蔡瑁以南郡人身份出任南郡太守，未免太过奇怪。
不过三互法虽然存在，却可以通过“改易籍贯”或“改易行政区划”来避开此限制。
比如辽东人公孙度，“改籍玄菟”之后出任辽东太守；
再比如下邳人陈登，分下邳东城县为东城郡，之后出任东城太守。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公孙）延，避吏居玄菟。--《魏书公孙度传》
迁（陈）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照此而论，蔡瑁能够出任南郡太守，说明彼时的襄阳县已经不在南郡的行政区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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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
即襄阳县曾被刘表划入章陵郡呢？
从蔡瑁出任过章陵太守的记载看，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换言之，蔡瑁的老家襄阳，在当时应该是独立在南郡、章陵郡、江夏郡三郡之外的新辖区。
照此而论，襄阳县的行政级别变化，很有可能始于刘表。
曹操进入荆州之后（208），对此既成事实则加以进一步确认。
汉末王纲坠地，制度紊乱，地方军阀与土皇帝无异。
张鲁改“汉中”为“汉宁”。
辽东太守公孙度割幽州东部设平州、又分青州东莱设营州。
可见“改易郡国”在当时极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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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末，张鲁据汉中，改汉中为汉宁郡。--《元和志》
（公孙度）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魏书公孙度传》
刘表“不供职供，多行僭伪”，乃至“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可知汉廷对他的约束力趋近于零。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指皇帝）。--《后汉书孔融传》
以刘表的僭越程度来看，他把自己的治所襄阳县升格为郡，确实存在比较充分的动机。
以荆州刺史治的变化为线索，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时的历史背景。
自武陵汉寿而始，至南郡襄阳为止，各方军阀均围绕着荆楚之地各施所能，争衡博弈，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戏码。
其实武陵汉寿的名称改易，比荆州刺史治的变迁更加有趣。
武陵汉寿，即关羽“汉寿亭侯”的封地所在，这一点人所共知，毋须赘言。
建安二十四年（219）东吴背盟，白衣渡江，荆州全境落入孙权之手，武陵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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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大喜之下，给荆州故刺史治改名，改“汉寿县”为“吴寿县”。
武陵太守领县汉寿，吴曰吴寿，晋复旧。--《宋书州郡志》
魏国闻讯，当然不甘落后；
于是擅署名目，将武陵汉寿县，改为“魏寿县”。
孝子丕还煞有介事地封太尉贾诩为“魏寿乡侯”。
文帝即位，以（贾）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魏书贾诩传》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与当年曹操假借汉廷名目，封刘备为“宜城亭侯”（宜城县彼时属刘表）的行径如出一辙。
未知是否出于“明正法统”的考虑，在失去了荆州武陵汉寿县之后，刘备将益州广汉郡的“葭萌县”改为“汉寿县”。
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指刘备）更曰汉寿。--《华阳国志》
换言之，荆州武陵的汉寿，分别成了吴寿与魏寿；益州广汉的葭萌，则成了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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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统一后，又把西蜀的“汉寿”（旧葭萌）改为“晋寿”，把东吴的“吴寿”（旧汉寿）改回“汉寿”，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循环。
可见遥领、虚封与擅署名目，在历史舞台上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探究其始末变迁，不觉令人忍俊不禁。
当然，此非重点，重点在于：
透过荆州刺史部治所的变迁，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那种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下的观众席，默默地欣赏着台上众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哈哈！确实有趣！
荆州若有知，其既看到了背叛，也看到了忠诚；
其既看到了怯懦，也看到了武勇；
其既看到了惺惺作态，也看到了大义凛然。
若其能开口，其必当高喝一声：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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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这又何尝不是精彩汉末三国的缩影？
乃至我华夏五千年历史的缩影？
好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