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的是无能为力感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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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博文“勿给抑郁症患者‘贴标签’”后，受到许多朋友的批评。

所有批评概括起来，大约集中为一个问题：我反对追究孙仲旭的死因，是不对的。孙仲旭罹患抑郁症，和他的生存状态有关，有着明显的社会性因素。孙仲旭之死，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追问孙仲旭的死因，不是批评他的性格和质疑他的脆弱，而是对社会进行批判。

我理解这些朋友的善意和初衷。我当然也认识到孙仲旭作为翻译家的生存状态的窘迫，和他作为思想者面对当今社会现实的苦闷。

但我仍然认为，当我们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仍然需要严密的逻辑，因果之间要有科学的、理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仲旭之死和他的处境、思想、情绪、意志、毅力等等，缺乏直接对应关系。（当然我不否认各种社会因素和人格因素的存在，但不是直接对应关系）

我想在此明确表达以下观点：抑郁症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心理病”。抑郁症的对面不是“不快乐”，而是“失去生命活力”。原因是大脑主导的荷尔蒙和化学反应失控。

具体地说，就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不足。后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兴奋剂。缺乏这种神经递质，意味着缺乏刺激物，从而生命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能量，造成医学上的“精神运动性阻滞”现象。

这种现象下，患者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艰难。吃饭、走路、洗澡、交谈等等，平常人的平常事，对他们都是千难万难，都需要极大的毅力。

再说一说抑郁症群体的问题。

我反对抑郁症是“知识分子专属病”的判断。这个判断多半来源于想当然，出于自身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全面观察。

我的观点是：底层百姓比知识分子更容易罹患抑郁症。这在经验观察层面能够得到验证。据我调查，多个精神专科医院的接诊记录证明，来院就诊的农村居民占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