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迟迟不见线索,警方内部出现消极情绪 (第2/2页)

2月10日，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街上，一个下车不久的外地人向一个本地人问道。那个本地人拔出刀将外地人刺伤。以后被巡警拘捕。外地人诉说，他问路完全是客客气气的，毫无挑衅之意，遭此突然一击，实难理解。他的伤在肩上，刀刺进去不深，还算问题不大。犯事者是个男青年，31岁，姓吕，无业，眉心长痣。接受审讯时先是叹气，承认事实，而后就表示懊悔，说自己与对方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忽然行凶只是一时情绪不好、烦心、冲动。这理由不大容易说服人，警方则怀疑他患有精神病。经过调查和医生的检查，证明他精神正常，亦无精神病史。  关于刀子，他解释说带在身上只为防身，而且带了没几天，这也难以使人相信。刑警队认为他起码参加过流氓团伙，可是居委会的人和他的邻居们都能证实，此人平素并无越轨行为，甚至没有真正打过架。吕某无固定职业，做过小买卖，帮过工，经济上不宽裕，几次处对象都不顺利，至今未婚，性格上比较内向。从这个角度上看，由于生活压力导致情绪上的突然发作，但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吕某以犯有伤害罪被收审。处于大搜捕时期，鹤岗市的发案率已降到最低点，这几起小案子就显得有些惹眼，闫自忠都听说了。它们虽然都与“1.28”案无关，还是引起了闫自忠的一些思索。使闫自忠感到焦虑的是，第二次大摸

查已经基本结束，还是没有发现犯罪团伙的新的线索。  在他看来，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有关无名尸。从死者的年龄看，25岁左右，家里应该还有老人，甚至还有姐妹兄弟。如果结了婚，又有妻子。周围有邻居，平素有熟人、朋友、街道上还有居委会，一个大活人从1月28日晚失踪，怎么会至今一点反映都没有呢？与1990年“12.19”案和1991年“1.25”案并案后，摸查中增加了罪犯左眼有明显特征的项目，竟也不见回音，岂不是过于违背常理？可以说警方已经尽全力，全市两千多名民警自1月28日起全部坚守在岗位，平均一天睡眠不足五小时，集体放弃了节假日休息。许多人累出了病，有的摸查中一天走70多公里，走肿了脚，行动困难，被迫在办公桌上挂吊瓶打点滴恢复体力。绝大部分民警没有回过一次家，市刑警大队刑警李玉坤，爱人病重住院，岳父病危，家里一下子发生两件大事，他都没顾上到病房里探望一次，岳父在弥留之际还念着他的名字，最终没有看上他一眼。  所有民警都深知，此次破案实在关系重大，破不了案，是绝对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但是，为什么作案者至今未被逼近呢？《通告》上已向作案者明白无误地宣告：“你们在现场及逃跑时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为我们侦破此案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此，我们说破案是必然的。”相信犯罪分子也在反复琢磨这几句话，猜测警方到底掌握了什么。其实这对于双方都不是绝密，那么，犯罪分子凭什么沉住了气呢？凭什么使现场上抛下的一具尸体没有导致对其他人的现实威胁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警中逐渐出现了不易觉察的厌战情绪，怀疑此案将不了了之的观点开始露头。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有时是就一个长时期而言。有些案子，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出于某种偶然的因素，才露出真相。

11日，特别是12日晚上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气氛有些沉闷，发言中出现冷场。何局长心里明白，这表明干部们的信心有所动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大家对最高决策者的指挥有了部分保留态度。年逾半百的何文轩始终在第一线上坚持靠前指挥，吃住都在指挥部。他的病情日趋严重，他也是豁出去了，根本不接家里打来的电话。从身体状况上看，他不可能再坚持10天，闫自忠等人一再劝他适当休息一下，他都拒绝了。人处于这种位置，一切都靠精神在支撑。会议进行到后半段，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也在意料之中。

首先对前时期工作提出质疑的是一位姓钱的分局副局长，此人有话憋不住时脖子上的青筋都凸现出来。  “我有个想法，”他说。“11号尸体是罪犯之一，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现在凭什么呢？就凭在矿上查不出别人，凭无人认尸？有什么确实的证据?没有。万一搞错了，整个侦查方向就错了。”此言一出，会场上的气氛凝固起来。短时间的沉默表明，持有相似看法的人不止钱副局长一人。潭副局长发言赞同钱副局长的意见，并且提出，六号地区拾到的假发是否就属于一号枪手的，也还要打个问号。“排查工作中可能会有漏洞，”他说，“就算有漏洞，也不至于一点关于11号尸体的反映都没有，谁家少了一个人，哪个单位缺了一个人，总会有人议论，有人怀疑吗嘛，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摸不上来？这伙罪犯到底是不是鹤岗人？如果是外地来的，已经逃往外地，我们在这里查得再仔细又有什么用？”

嘈杂声从会场的各个角落响起，何局长说：“有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又有两三个人谈了看法后，吕志锟发言维护指挥部的部署，说：“我认为前一段时间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南山矿摸查，基本上排除了11号尸体是矿上内部人的可能。在社会上的摸查中，没有人出面认尸，也等于说排除了尸主是无辜受害者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即11号尸主就是罪犯的之一，这个结论不能动摇。”

有人发问：“如果罪犯不是本地人呢？”“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案发后我们就及时进行了堵截。罪犯丢弃了原来的运输工具，若想另外找辆车逃出鹤岗，或者拦截，或者打出租，两者都会留下线索，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这是一；第二，从假牙的调查情况看，罪犯是本地人；第三，根据枪伤的并案，也说明罪犯是本地人。我们不能缺少直接证据就影响基本的判断??”  钱副局长说：“假设11号尸体确定是罪犯之一，是本地人，而且是高连国、小金鹤两起案件的案犯之一，那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鹤岗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家里一定有亲属。人既然死了，亲属为什么不能认尸？难道亲属还要为一个死人承担包庇罪吗？”钱副局长这段话说得实在有道理。在如此重大的血案面前，罪犯家属深知责任的重大，亲人既已丧命，知情不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正是闫自忠反复揣摸的问题。

又一番争执以后，闫自忠出面表态了。他认为钱副局长等人的问题提得很好，从这一阶段的进展看来，案情的确比想象的复杂，有些关键性的东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他同意吕志锟副局长的意见，对前一段工作的方向不能否定，因为这些工作都是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进行的。固然需要开阔思路，多从反面提出设想，但还没有理由推翻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他个人仍然坚信，11号尸主就是犯罪分子之一，而且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人。他的同伙应该也是鹤岗人，至今隐藏在鹤岗。  他讲话时，眼睛没有离开桌上的稿纸本，稿纸还是从省厅随身带来的。上面记录了历次听取汇报和开会的内容，也包括自己的发言内容。他深知，处在代表省厅指导工作的位置上，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比别人更大的责任，所以讲话都是事先写在稿纸上的。他极重视搜集和保存这类资料。以往每破获一起重大案件，都要把有关文字和图片汇编成册，以备将来查用。在哈尔滨他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硬壳封面的装订材料，一望而知是个有心人所为。现在，他发表意见时，在场的人也都在刷刷地飞快记录，没有人抬头。麦克风早推在他前面，联接着录音设备。这里的每一句话，将来都可能成为证词。会上的反对意见，也将由于有了文字而成为“立此存照”，说不一定有一天会翻出来作为正确意见的记载。

尽管如此，闫自忠还是一板一眼地把自己的观点补充完整：“为什么没有查出无名尸的来源，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摸排中出现漏洞，有人查得不仔细、不认真，或是忽略了值得怀疑的现象。第二，罪犯作案前就有了周密的安排，设想到案发后如何对付我们侦查。”“两种可能都有，我想更大可能是第二种情况。这些天来案情的研究，表明这伙案犯的反侦查能力不是一般强，这伙人中有高智能者。如果说我们前期工作中有失误，我看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这些人的经验和智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刑事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鸡鸣狗盗、鲁莽行事、不计后果的头脑简单的歹徒、现在不同了。现在无数人都在挖空心思搞钱，也包括有文化的甚至有地位的人。目前白领阶层的犯罪现象也很普遍，柴河张四维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类人和明面上的‘刀枪炮’完全是两类人，头脑远比‘刀枪炮’复杂。他们开始作案，问题就要严峻得多。因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傻，有些人比我们还要聪明，我们能想的，他们也能想到。像张四维那样的人，对公安的路数摸得一清二楚，公安仍然用过去的一套破案，怎么能奏效呢？”

“当然，现在我也还说不清这伙罪犯到底使用什么方式逃避开了摸查。但有一点现在是看得很清楚了；他们的确有效地避开了我们的视线，正像老钱和老谭刚才说的，从常理上看，被击毙的罪犯没有不暴露的理由。可实际上到现在确实没有暴露。一具现成的尸体留给我们，我们查不出这个是谁，这是叫犯罪升级。这种升级不仅在于犯罪规模的扩大，更在于犯罪手法的成熟。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地方。现在关键是斗智，是识破犯罪方的计谋。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多多开动脑筋。我现在有种预感，此案破后，对我们整个侦查方式的改造将是个促进。”

“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和这位犯罪团伙的主犯谈谈，看看他到底是一种什么人??”  “至于现在，当务之急是继续沿着以无名尸为主要突破口的方向，扩展思路，扩大侦查面，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进展。”

“尽管这些人比以往的罪犯狡猾，但他们既作案就必然留下痕迹。从理论上讲，这些痕迹都可能导致最终破案的线索，我们仍然是主动的。”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省厅指挥中心打来电话，宣布2月13日张昕枫副厅长将率领省厅第二工作组一行7人抵达鹤岗。

摸排查大规模深入进行，市领导给予大力支持。社会现象斑驳复杂，破案线索一一落空。警方内部出现消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