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昕枫副厅长亲自出马 (第2/2页)

如98次列车爆炸案中，车厢里炸死9人，炸伤47。在血肉横飞、遗物狼藉的现场，四处的人连续奋战，充分运用了痕迹、法医、理化等技术手段进行勘查和检验，终于认定引爆物为雷管和1号电池，并且确定了引爆人和引爆点，为及时侦破此案提供科学依据。在1991年讷河县发生的特大杀人案中，犯罪团伙先后将40余名被害人尸体掩埋在菜窖及深坑中，作案手段之残忍、犯罪时间之长、残害人数之多，都属全国罕见。四处的技术人员与当地同志一起，在随时可能出现塌方、尸毒感染和乏氧窒息的恶劣环境下，不怕脏累，不顾个人安危，在腐烂如泥的尸体旁坚持工作。有时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仅用8天时间就将尸体挖掘、检验处理完毕，圆满完成检验鉴定任务。这些事迹无疑都使刑侦人员心悦诚服。  这个所讲究在办案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办案中增加购置设施、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为科研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办案工作不断扩大检验范围、不断提高检出率和准确度，使办案更加科学化、规范化，逐惭形成雄厚的力量。在法医方面，过去的检验项目比较单一，物证检验上仅能开展abo的检验。现在，在abo检验基础上能开展mn血型、血清型、酶型、dna及pcr技术，还发展了病理检验技术、法医人类学伤残鉴定，结束了在物证上只能排除不能认定的历史，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1987年3月，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特大粉尘爆炸事故，现场尸体残缺不全，面目皆非，尸检难度很大。研究所技术人员综合运用人类学、血清学、病理学等多方面检验技能，对尸体进行认真的检验和解剖，准确无误地统计，整理出伤亡总数及作者名单、伤势和每具尸体的详细特征，确定350具无法辨认的尸体源，显示了过硬的基本功和高超的检验鉴定水平。当时的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曾专程代表国务院来研究所慰问、表彰。

1993年肇源县发生一起入室强奸案件，由于被害人、嫌疑人、被害人丈夫三者血型均为b型，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常规方法检验又无法排除被害人丈夫施暴的可能性，构成谜团。后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应用单克隆抗体和酶联免疫新技术，认定混合斑中精斑型物质为b型非分泌型物质，与嫌疑人的体液一致，结果为破获此案提供了有力证据。  过去，在强奸案中，被引产的胎儿只能通过形象对比的方式猜测生父，而现在可以通过dna直接认定，准确率达99.9%。因此，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亲子鉴定。在痕迹检验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马蹄镜、对比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几种简单的工具，开展的项目也限于手、足、工、枪等经典检验项目。现在则建立了枪弹档案自动化图像处理系统，开发应用了指甲的同一认定、手工缝纫痕迹检验等技术，使痕迹检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198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发生一起两名女学生遭枪杀案件，研究所根据弹壳查验，很快确定现场作案枪支为省民航管理局的枪支，侦察部门据此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都对社会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抢到了枪，也不敢轻易使用。  在理化检验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试管、薄层涂布器等一般检验手段，现在发展到拥有电子显微镜、色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物证的检验从常量发展到微量，从定性发展到定量，解决了一些过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1984年，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被害人生前曾戴过的手表的链缝中一丝绒线，运用扫描镜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在文件检验方面，过去只有铅笔、橡皮、放大镜、显微镜等检验工具，只能开展笔迹检验，现在则拥有了多功能红外线鉴别仪，可视光谱仪等先进设备、不仅能开展笔迹检验，还能开展污损文字和文件的检验；不仅能开展物理检验，还能进行化学检验。

1991年10月，哈尔滨市烟草公司仓库发生特大盗窃案，被盗各种香烟总价值达人民币三万余元。案件在诉讼查证过程中，检察机关人员发现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龄不满18周岁，情况可疑，于是将这名嫌疑人的户口本等证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检科。文检人员运用红外线鉴别仪进行检验，认定户口本上的年龄纪录是经过改动的，揭露了案犯家属造假的事实。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显然得到大大加强。当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难处，目前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创收”。在经费来源上、生活补贴上、所里都要想办法四处筹措资金。对于技术出身的所长、副所长们来说。搞钱确是件非常挠头的事，要占用大量精力，有时还摸不着门，但也只能勉强为之。没钱，不要说生活来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现场也支不出旅差费。技术人员们出差办案是按技术等级拨款的，一等技术人员每年只拨600元，够干什么呢？所里在前往鹤岗侦破“1.28”案过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这个窟窿不知何时能补上。所谓“孩子哭自己抱着找奶去”，财政上的事找国家讨是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好在这种现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车则仁是研究所的两根台柱子，最初张副厅长就想派他们去鹤岗，当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专机把崔所长接走了，向他咨询火箭运行痕迹问题，车副所长也脱不开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现在，张副厅长仍然认为，鹤岗一案中的技术勘察力量必须加强，要请出全省的技术权威，崔、车二人终于出动了。崔道植与车则仁赶到省厅时，孙匡男等人已在那里等候。

省厅刑侦处处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挺，一望而知人材出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爱将。  此人1976年底进基层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干到1980年，后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松花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欢手下人具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高强，八面威风，方能镇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罪犯或流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专政。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一脚踢”的案子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数。

巴安县的一起案子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那是一起新婚小两口被杀的案件。小两口开着一家杂货店，夜里遭了难。男的被棒子打死，女的被剥光衣服，扎了20多刀，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地上洒有酱油、胡椒粉，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警方先是怀疑奸杀，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奸的痕迹，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孙匡男较善于推理。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又注意到货架上的奶粉被动过了，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奶的孩子。  调查的结果，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但搜出一些奶粉和香烟，都是店里丢的。罪犯供认，因为穷，妻子闹离婚走掉了，把孩子丢给他。孩子没奶吃，终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想赊一袋奶粉，遭店主的拒绝，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器前来抢劫，杀了新婚夫妇两人。

尚志县的一起案子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万山地区一处路卡前开来一辆汽车，远远地看见车灯在离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灭，下来一个人，又不见了。这情况引起哨卡的怀疑，提着电筒前去视看，见路边停着一辆212吉普车，车上有血迹，人已失踪。于是把车拖回来，次日晨警察开始调查。  很快查清这是辆出租车，从山里开来，侦察员们逆向搜寻，在距停车处2公里的地方发现司机尸体。后来得到线索，有一个去山里收黑木耳的人曾把这辆车租走。作案动机是抢劫还是杀人则分辨不清。租车者可能抢到了一笔钱，那么这笔钱的来源也需要广泛调查。孙匡男的思路与众不同，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逻辑关系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谋财，那么在山里动手更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应该出山后才行动。在卡点杀人，又在卡点前抛车逃跑，说明他事先对设卡一无所知，现场的位置说明他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  于是，孙匡男的判断是：罪犯的目的是抢车，产生的动机的时间就在抢车前不久。根据这个判断，他指挥部下全体进山查访，后来果然查出，罪犯为辽宁铁岭人，犯有前科。这人进山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搞木耳，没有搞到，十分懊丧，出山后中途想到抢车，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们都意识到这位公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确有自己的一套。有点福尔摩斯的品味，孙匡男则很欣赏福尔摩斯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时，那么发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时，你就一定会破获。”

9时10分，徐衍东厅长亲自将张副厅长送至大门口，又一一与孙匡男、崔道植、车则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厅派出的第二工作组便分乘三辆汽车启程，此时距“1.28”案发案已整整15天。孙匡男坐进了张厅长的小车。一路上，他们还有机会交换些看法，孙匡男顺带汇报了处里近期的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人手不够，疲于应付，如果此时省内别的地方又发生一起“1.28”式的大案，就真不晓得派什么人去了。

张昕枫当然能理解，笑笑说：“形势变化的确太快，公安战线上总的看来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还比较被动。最近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防范体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现在人、财、物流动太大，客观上造成许多犯罪的机会，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是人口的流动性大，许多人口不在公安视线里，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孙匡男点头：“您读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吗？这本书听说被批了，书里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农民本来是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都进城了，流动起来，社会也就不容易稳定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农民为什么就该一辈子钉在土地上呢？但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种情况也能说明一种变化，就像您说的，开放了，搞活了，人财物也活动起来，如果公安还是死的，像过去那样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应的对策不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管理。”有人曾经生动地概括当前形势的变化：大街远处不经商，旅店成了小银行。工厂好比万宝囊，居民楼院变空房、流动人口似水淌，都市里面有村庄。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闪烁夜更长。

张昕枫思忖着说：“我的想法是应该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重点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这个环节，才能有效地预防、发现和控制犯罪。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总是处于被动局面。”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1996年，张昕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的副厅长，到任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哈尔滨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得到大刀阔斧的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都充实到基层派出所。同时，又向社会上广泛招募大学生，将数百名大学生直接派往基层派出所充任民警，这个大胆的举措震动了警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魅力用在了点子上。并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长都有眼光从长远考虑从事这种基础建设的。

旅途上，张昕枫与孙匡男交谈了不少看法，无一涉及眼前的“1.28”大案。张昕枫亲自指挥过若干起大案的侦破，在他看来，“1.28”大案属于必破之列，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发生的环境，他认为这一环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对的现实。

在鹤岗方面，公安干警们则由于张副厅长的即将到来而欢欣鼓舞。张昕枫也属于“老三届”，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泰来县劳改支队工作，这个偶然的安排竟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1979年回城后，因为过去这段经历进了当时的人民保卫部即公安厅。后任五处副处长，一年后升为处长，即孙匡男现在的位置。张昕枫不属于凭资历，而属于凭能力升迁的一茬干部，平素以思维敏捷，判断准确著称。有一年，齐齐哈哈市一名叫张振刚的犯罪分子杀伤民警，抢夺到一支“五四式”手枪，又连续杀死几个仇人后潜逃。一个雨天，张犯被人发现在一处居民区。那里全是平房，张犯被堵在一所四合院内，持枪顽抗，拒绝投降。公安干警已经重重包围了院落，房顶上也架了枪，前来观点的群众竟有数万人，驱散不开。宣传攻势不奏效，人越聚越多，好像都不怕子弹，一旦打响后果难以预料。  当时张昕枫在省厅任处长，赶到现场后，所有当地民警都归他指挥。他思索一阵后，命令立刻调来消防队的救火车，院里的人全部撤出，然后指示用高压水枪对准房子的顶棚喷射水龙，一下子将棚顶掀翻，随即命令四处房顶上的火力齐发，将房内的犯罪分子击毙。用了5分钟时间解决了战斗。周围围观的几万名群众没人离开，都看得目瞪口呆。总之，张昕枫的指挥才干被人们逐惭承认，他升任副厅长，是省长亲自点名的。13日下午16时40分，张昕枫一行7人抵达鹤岗。

省厅精锐尽出，破案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