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之前仍有大案 (第2/2页)
“那么罪犯也由此明白，他们中的一个眼部特征已被公安抓住，很容易暴露。”
“是这样，当时全城都在议论格棱眼，还有几个人找到公安局来抗议。”王春林微笑地补充，很快又收敛笑容：“我也很奇怪，这个特征是遮掩不得的。临时遮掩更不可能。可以说罪犯除非经过公安部门的明确排查否定，很难避开群众的议论。为什么被他混过去了，到现在也是个谜。”
“由谁辨认？”
“主要是小金鹤储蓄所的三个工作人员，他们都说得很肯定，能认出罪犯。”
“也未必。大多数人不能可靠地辨认短暂接触的人，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我想重要的是，经过大规模的清查，这名罪犯和他的同伴都知道眼部特征是要命的，一旦出问题必须千方百计掩盖。”
“你是说，他们很可能是‘1.28’作案分子？”李洪杰问。“体貌特征上也像，只不过发展到四个人，有了车，有了会开车的，开始杀人灭口，而且有了猎枪，还懂得了尽量避免使用抢来的正规枪支－－如果他们真是拿着一支‘五四’手枪闯入现场又不发一枪，那就是接受了小金鹤案件的教训。--当然，现在还只是猜测。”
落在小金鹤储蓄所外间地面上的两枚弹壳为瓶形，固定弹头的方式为卡窝紧口，壳长24.4mm,颈部直径为7.62mm，底座直径为9.9mm，无底缘，据此判明这两枚弹壳为：“五一式”7.62mm手枪弹壳。弹壳底面上标有“947”、“80”字样。在显微镜下观察弹底舌痕，其形态完整，边缘清晰，弹底窝凸凹线条痕明显，特性稳定。经验证，两枚弹壳是用工商派出所民警高连国被抢31082992号“五四式”手枪发射的。于是“1.25”案件发生后，1990年的“12.19”案件很快被牵涉进来，予以并案侦查。在一份由鹤岗市公安局市场治安派出所出具的“关于高连国被抢走的枪支证明”中记载：“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五时许，我所民警高连国下班回家途经矿务局选煤厂十道煤仓被杀。犯罪分子杀死高连国后，抢走他随身佩带的‘五四式’手枪一支，以及枪套和随枪佩带的‘五四式’子弹。被抢走的‘五四式’手枪号码为31082992。特此证明。” 矿务局选煤厂占地宽阔，中心地带为车间、办公楼、机电房和浴池等设施。两旁有大型煤仓。煤仓两头开放，通进铁轨，平时常有装煤车箱停放。铁轨两旁挖有地沟，地沟上覆盖铁栅，铁栅距墙仅两块砖宽。仓库里黑洞洞的，走进去像步入山间隧道。 发现尸体的是一名57岁的销售科工人杨xx，当晚17时10分左右（鹤岗此时天已全黑），他提着两壶开水从办公楼回检煤房，自厕所后的煤仓第十道地沟的小便门进入穿行。进门后看见门里侧暗处有一只方形折叠凳躺到在铁栅边缘。后来在证词中他说，当时他“并没有发现人”，但可以想象肯定有种异样的感觉震慑了他，因为凳子腿就搭在一具尸体上，而他没有凑近去看。杨xx提壶回到煤房，对54岁的班长陈xx谈了此事，两人拿看手电筒进第十道地沟。寻到原处，发现了地上躺着的人。人躺在一处墙垛下，头部靠墙，两腿内弯仰卧。两只折叠凳绑在一起，压在人的腿部，旁边还丢有一只栽绒帽子。两人看清此人头部流了不少血，显然是被人打的，便知出了大事，奔去泵房打电话。电话打给调度室，很快经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据陈xx说去打水是在17时10分左右。杨xx为抄近路，往返都经过十道地沟，但去时没有发现什么。情报上报到市局后，何文轩局长、李洪杰副局长当即部署勘查现场。勘查工作由20时30分开始，21时50分结束。仓房内被十几盏大灯照得雪亮，气温仍在零下20度左右。法医方面的负责人是伦江，他至今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尸体头下淌有血泊，并流向地沟。西侧墙上及墙垛南侧面上有喷溅血点，东侧铁栅铁栅上也有一块血迹，血上有一枚残缺不全的鞋印，鞋印东侧是马裤栽绒警帽，帽子里外都有血点。尸体上身穿蓝警服，右胳膊上搭有一只档案袋，内装5本书，袋面上有擦蹭血迹。右膝上搭着折叠凳，凳面上也有残缺鞋印一枚。尸体东侧铁轨上停放四节车箱，其中北侧650号车箱西侧面上有擦抹血迹。尸体下身穿绿警裤，腰系警用铁环皮带，皮带距铁环左边缘10厘米处被割断。铁环中间有枪套，但枪被抢走。根据头部解剖，可认定尸主因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 根据头、唇及手背部创伤特点，可判定凶器为钝器，又根据左额、顶部大部分创伤为帽状腱膜破裂相应颅骨粉碎性骨折，另外大部分创口为条状，判定为金属类棍棒。 死者很快查明为工商派出所民警高连国，关于高的情况，派出所出具证明写道：“高连国，三十二岁，鹤岗市公安局市场派出所民警、正式干部。该同志为共产党员，工作认真负责，工作时间遵守严格，未发现有违法违纪活动。”“工作时间遵守严格”，对工商所民警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2月19日这天高连国依然像往常一样17时准点下班。提着新买来的折叠凳，挟着几本书，于17时十几分途经选煤厂第十道地沟，在那里被害。
部队转业的高连国人比较瘦，走路时略有弯腰，体重120斤，成为罪犯的袭击目标。警方认定罪犯的目的在于抢枪。有枪就有钱，这是大部分抢匪的信条。当时社会上还买不到枪，持枪民警容易被歹徒盯上。那个时期全国不少民警被杀都缘由衣襟下露出的枪套。
在鹤岗，第一起杀害民警抢夺枪支的案件发生在1984年，这类案件当时在全国还不多见。主犯高乾是矿务局水泥厂一名26岁的青工。常混迹于台球厅、舞厅。那时候一部分漂亮女人开始为更多的男人“服务”，只要有钱，男人可以通过婚姻以外的途径获得美色。
高乾在舞厅就结识了这样的一位女子，尝到甜头，接下来便是如何迅速搞到更多的钱维持关系。短短几个星期，他周身被感官刺激燃起的欲望已无可抑制，找了个同伙，就开始满大街搜寻带枪的人。1984年1月13日晚17时许，两人在工农区跳完舞出来，周身还散发着疯狂作乐后留下的气息，走到南山饲料站附近，看见一个民警朝南山矿方向走，当即决定得下手就下手。两个人跟到南山矿医院门前，高乾紧走几步抢到民警前面，用自制的火药枪将民警逼住。民警叫刘和，是南山区铁西派出所民警，他伸手要掏枪，被高乾的同伙用活搬子砸在后脑上。接着高乾也抽出铁锤猛击刘和的太阳穴，两人连续出手将刘和打死，摘走了他的“五四式”手枪。
藏匿了两个多月，两人出动劫财，于4月29日晚袭击了工农区七粮店，将更夫和值班主任绑在椅子上，搜遍全店，只找到190元现金和500多斤粮票。高乾气不顺，随手将更夫和值班主任打死，又继续藏匿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高乾家后院起火，高乾在外面搞女人的事被他妻子发觉，妻子要求离婚，高乾不准，于是妻子写了一封匿名信到公安局告发高乾有枪，公安局经过一番侦查，将高乾及其同伙拿获。
此案在鹤岗轰动一时，人人皆知。高连国案件则是第二起同类重大案件。 不同的是，杀害高连国的罪犯似乎计划得更周密。发现尸首的选煤厂工人杨xx打开水来回两次经过10号地沟，前后只相隔10分钟。凶犯就动了手。警方调查结果表明，高连国是个很老实的民警，从不干敲诈受贿之事，家庭经济窘迫，平时上下班总穿着一身警服，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喝酒找不着他，舞会也不去。他住棚户区，偏而远，一路上净走居民区小道，路非常背。匪徒选中他作侵害对象，大概经过了一番比较。 公安方面当时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现在对“1.28”大案的重视程度。也是动员了全市的警力，何局长、李洪杰副局长亲自挂帅。省里来了人；采取大规模排查的方式，昼夜奋战了月余，竟一无所获。直到次年1月25日小金鹤储蓄所抢劫案发生，罪犯使用了高连国的手枪，两案并连，全市警力再次动员，又紧锣密鼓地排查了一番，还是未能破获。闫自忠问高连国案的侦查方向是什么，李洪杰答：“当时考虑到犯罪分子对高连国的生活规律要熟悉，对作案地点要熟悉，所以排查时主要从高的接往关系、选煤厂附近地带的人员情况方面入手。从脚印上看，作案者有两人以上，排查时也着重查找两人以上结伙、带凶器、经济上紧张、案发前后有变化等方面的情况，感到抓手很少，可操作性不强。”闫自忠提出到现场看看，李洪才、王春林等人便叫了车陪他一同前往。走进仓房，闫自忠才觉出罪犯选择的这一点是如何特殊。仓房足有20米深，两头射进阳光。在夜间，此处杀掉五六个人也未必引起外间注意。这使他想起外国惊险片中常见的格斗场所，那往往是废弃的车间、偏僻的工地和这里的环境有些类似。地沟离墙壁很近，人通行时，遇到凸出的墙垛子，只能一脚踩地，一脚踩在沟上的铁栅上。
李洪杰指给他看当年高连国横尸的地方，那处墙垛前的一块地面上颜色较暗，应该是血迹的残留。“他必定要经过这条路吗？”闫自忠问。王春林说：“差不多。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据他家里人讲，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准醒，下午六点钟准时到家。经过这里是最近的路。”
“那么，”闫自忠指着墙侧的小门洞：“罪犯可以一路尾随，见他进了仓房，一个顺墙外跑进这个小门堵截，一个跟在他后面袭击。”“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分析的。”李洪杰表示同意。“凶手肯定摸清了高连国的路线，动手很有把握。”“当时四处就没有任何人吗？”“有。离这里50米，有30多个工人正在卸最后一排车。后来经过反复核实，没有发现工人中有谁提前走掉的，也没有发现有其他外人经过。”
在闫自忠的提议下，几个人顺高连国上下班必经的路线来到工农市场。当年高连国便经常在这一带值班。市场很热闹，卖白条鸡、卖蔬菜的、卖鲜肉的、卖杂品的摊位鳞次栉比，吆喝声此起彼伏。人们已经渐渐从血案的恐怖中透过气来。但看得出，有人眼里仍带着惊惧之色，或怀有戒意。仿佛只要有人发一声喊，众人便会四散离去。闫自忠问了问猪肉的价钱，觉得并不比哈尔滨便宜，他也注意到割肉的人割得很少，一斤或半斤，这在哈尔滨也是不常见的。 一个穿警服的男人走过来与李副局长打招呼，李洪杰介绍说，这是工商所的赵xx，负责这一带的治安。他走后闫自忠问：“他们现在值勤带不带枪？”“一般不带，”李洪杰回答，“自从出了高连国的案子，民警就很少带枪了，包括刑警。”闫自忠转向王春林：“你手下的人不带枪行吗？”王春林答：“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都带枪，平时还不一样。我认为平时带枪弊多利少。”
闫自忠点点头，没有开腔。 回到汽车里，闫自忠感到胸口又有些闷，连日的疲劳一齐袭来，使他渐渐支撑不住。车开出一段路，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手里还捏着半根香烟，直到响起轻微的鼾声，王春林把烟从他手里取走，捻灭在座位背后的烟灰盒里。闫自忠醒来时，车已停在南山矿指挥部门口，他开口说：“这次若是再放走他们，就很难对付了。而且，在这次以前，他们必然还作过其它大案。”他心里很清楚，培养一伙职业化的犯罪分子，正像培养一批职业警察一样，需要起码四五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每一次作案都在锻炼他们的智谋和胆魄。他们将干得一次比一次漂亮，只要不被警方侦破，总会弄到大钱。此后或洗手不干去外地经商，或组织成更大的团伙，利用劫来的金钱广施贿赂，取得保护。他很遗憾这伙人未能在初次、再次作案时就被剪除，以致酿成今日震惊全国的血案。也许正是因为一再作案而未被绳之于法，才使他们胆敢挑起更大的事端。 这能怪谁呢？怪警方无能？他不想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作案总归要比破案容易十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保证破案率达到百分之百，有些重犯终身不受惩罚。破案率再高，也不能有效地杜绝犯罪。他只相信一句古训：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目前这座城市已被警察重兵封锁，观望破案过程不仅有全城百姓，还有全城的已经作案和预备作案的人们，若此案又像“12.19”和“1.25”大案那样不了了之，用不了半年，鹤岗又将掀起新的一轮犯罪狂澜。走上台阶时，他忽然想到，这伙匪徒并未逃离鹤岗。是的，正因为他们屡次作案而未被拿获，就一定存在侥幸心理，等待再一次蒙混过关。这对警方来说无疑是个有利因素。
1990年12月19日，民警高连国被杀死在选煤厂地沟内。1991年1月25日，高连国的手枪出现在小金鹤储蓄所被抢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