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流浪汉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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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这一下，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那一刻，杨新海的脑子"呼"的一下懵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再说，在这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结果，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才把自行车还给他。这20元钱，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

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已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高，租房里越来越热。睡了一会儿，杨新海爬起来，想打开租房的窗户，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他感到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大嫂……不不，大姐……你，你？"

女房东却不羞涩，很大方地问："兄弟，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

说起今天的事，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把头一低，叹了一口气说："唉，别提了，今天让人给宰了！"

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问："快说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了？"说着，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

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走到门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门，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女房东也算配合，只是在嘴里嚷嚷着："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

事后，杨新海有点担心，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想出歪点子来整他，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房东走后，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把该擦的擦擦，该洗的洗洗，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到时候，她就是想整我，只要我不承认，她也拿不出证据来。若是整不倒我，丢人的还是她。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每天卖水果回来，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女房东也不推辞，也不感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等杨新海走后，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隔三差五，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

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有一次，杨新海卖水果时，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便与她搭讪起来，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说定25元一次。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一进门，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女孩说："干这一行的规矩，必须先付钱后办事。"杨新海无奈，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那女孩装好了钱，也就不再客气，二人宽衣解带，很快便进入了情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女房东回来了，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便急急地敲他的门，还说，如果不开门，她就去打"110"，让警察过来抓他们。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气得直骂他发贱，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从此，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

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5、婚姻的失败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